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84-06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