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尽管以1949年为界的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建构仍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因为文学观念、写作立场等不同，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所呈现的面貌也不一样。但无论如何，文学史写作毕竟也是一种历史写作，是文学的历史写作，“一方面它是一种‘史’，另一方面它又是关于‘文学’的历史，应当是‘文学’和‘史学’辩证统一”①，因此，有三个原则必须要在文学史建构中给予充分重视：一是文学的发展史也是其与社会历史互动的历史，是寓于社会历史中而产生的，因此必须要在与社会历史的同向行进中进行建构；二是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其内在属性也对文学的走向和呈现面貌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文学史建构必须要考虑典型性的和共识性的文学现场和文学事实；三是文学史写作者要有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和评价标准。既要看到文学发展过程中散在的甚至边缘化的文学现象，更要看到和提炼出主流线索和传统流布，将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相统一。此三者既应是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也是当前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位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为节点来建构当代文学史就能比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发表为标志，中国文学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祝词》)发表为标志，当代文学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正式进入“新时期”；始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特别是以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代”。这三个前后衔接、不断丰富和创新的文学时段无疑可以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维度。 一 毛泽东的《讲话》与当代文学的“新阶段” 诞生于1942年整风期间的《讲话》有着复杂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一方面基于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所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倾向亟需肃清，另一方面延安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亟需得到整治。如何在此情境下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性文艺主张，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政治大局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文艺的人民性命题。《讲话》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人民性，但是它通过对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属性、文学源泉及文学功能等方面的论述确认了其基本含义。毛泽东相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自此之后“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②。也就是说，通过这次文艺整风，中国新文学在经历五四之后，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也将是全国的“新阶段”。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将这个“新阶段”文学概括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③。郭沫若曾经说过，《讲话》“有经有权”④，今天来理解，经与权不仅指文学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与一定条件下和环境中的权宜之计，更可以指空间上的“全中国”与“革命根据地”。当然“全中国”指的是经，“革命根据地”指的是“权”。事实证明，在《讲话》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引领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在1949年之后迅速获得了全国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文学基本框架和范畴基本确立。 但社会主义文学基本规范和原则并不是在一两次会议上或几个报告中就可以确立的，它需要实践和理论提升。在“新阶段”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讲话》的内容、原则和精神通过不同的阐释和实践方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对《讲话》的阐释和丰富首先来自毛泽东个人对文艺问题的持续关注，主要包括其不同时期对《讲话》的修改。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斗争中，毛泽东也结合实际情况做出了很多批示、指示，这些也是其自我阐释和丰富的重要内容。如关于《武训传》问题和“胡风问题”的批示等。在“新阶段”，对《讲话》的阐释更多来自理论家的创新和文艺家的实践以及人民大众丰富生动的文艺活动。比如，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和理论家的阐释，以郭沫若、何其芳等为代表的作家们在思想改造中的“检讨”以及新中国初期其他艺术形式的改造实践等等。 在这种立体化的文艺发展过程中，“新阶段”当代文学首先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自己发展的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苏俄的文艺理论，便没有中国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没有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没有当代文学。《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发展规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之作”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⑦这一思想贯穿在当代文学整个发展过程，而且其发展越久，对中国文学的指导越深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程度就越高。在此引领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先天就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既包括以人民为核心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动力，也包括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创作和评价标准。在“新阶段”文学中，人民性是通过倡导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体现了阶级性和大众性的本质要求，而这一点随着新中国对新的文化体制创设的要求不断增强而愈加显得鲜明和迫切。可以说，从1942年《讲话》发表之日起所历经的文艺论争和文艺斗争都是为适应这一需求而出现的。此后，一直到进入“新时期”当代文学之前，文学的这种意识形态属性被不断加强。 在“新阶段”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格局是实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地位的必需的体制和形式保证。经过1942年的《讲话》，在确立了文学与政治关系之后，文学一体化进程逐步展开。比如通过召开作代会的方式统一主题、通过组建作协的方式统一队伍、通过文艺斗争的方式统一思想。在一体化过程中和在一体化形成之后，文学生产可以被迅速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初步形成共和国文学的诸种范式。一体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文学与时代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关系，时刻与社会发展进行互动。另一方面，一体化可以使文学创作通过组织的力量形成经典效应，如“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格局也表现为对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⑧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尊奉。无论茅盾、冯雪峰，还是周扬、胡风等作家、理论家都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和精神。当然，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毛泽东本人对文艺问题认识的调整，先后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方法和原则，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增强了文学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表现力。一体化的生产格局也使文学发展主题不断得到凝练。“新阶段”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抗日救亡背景之下，先天地具有了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色彩，因此在《讲话》中，毛泽东不断地提出“革命文艺”主题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发展主题在前期基础上又在不断丰富，但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在具体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革命、解放、翻身、改造、建设等主题，比如，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到《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乃至《艳阳天》等等，这些创作，既是作家与时代的互动，也是时代主题对作家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