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1-0072-06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1941-1946年在华生活，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联大，1946年赴延安访问，1976年再次短暂访华。以这些在华经历为基础，白英撰写了多部关涉中国的作品，为西方世界了解与认识中国，尤其是二战背景下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以至于有论者称他为“现代的马可波罗”①。在白英的中国叙事里，知识分子形象尤为突出。白英交往的知识分子很多，除了闻一多、冯友兰、张奚若、卞之琳、冯至、沈从文等西南联大同事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和作家，如叶公超、梁宗岱、林语堂、曹禺、艾青、丁玲和柯仲平等人。白英与这些知识分子的过从往来构成了他观察和理解中国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其跨文化写作的宝贵资源。 白英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中，鲁迅形象别具一格。白英虽未曾与鲁迅交往，但对鲁迅却抱有极大的热忱，他不仅积极译介鲁迅作品，还在自己的多部著述中谈及鲁迅。白英与鲁迅有关的作品至少包括1940年代的日记《永恒的中国》和《觉醒的中国》以及游记《红色中国之旅》，1970年代的《中国日记》和游记《愤怒的中国》以及回忆录《目击者：混乱十年(1937-1946)的个人讲述》等，除此之外，还有1940年代的英译作品《当代中国小说选》和《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选》。 一、作家鲁迅：“深夜里”的“闪电” 白英多次讲述一则鲁迅的故事——即关于他“深夜里”的创作轶事：“鲁迅住在一个小而空的房间里，墙上并不很有序地贴着许多小纸条。纸条上或许仅一个汉字，或许是一整个句子，鲁迅时而在这、时而在那添加一些词语，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故事组建在一起。他写作非常慢。一个30页的短篇小说可能要花上一整年，但它一旦写出来就不会被遗忘。我非常喜欢想象那个充满纸条的房间，有的纸条在地板上，有的则高至天花板。深夜里，鲁迅从床上爬起来，在靠近天花板的纸条上添加一字或画上一笔，然后满意地回到床上。”②这是白英在《永恒的中国》里的首次叙述，题为《朋友Y告诉我一个关于著名作家鲁迅的故事》。白英声称“朋友Y”曾在北京与鲁迅相熟，以此表明故事的可信度。继《永恒的中国》之后，他又在《当代中国小说选》《中国日记》《愤怒的中国》中多次提及这一故事，每次叙述的情感态度、故事细节和氛围都发生着微妙变化，叙述者在回忆中不断增添新的感受性和想象性成分。将白英对这个故事的相关回忆和叙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他建构的作家鲁迅具有以下几个特质： 第一，鲁迅是“深夜里”的写作者。它有双重所指，一是指鲁迅通常在深夜写作，尤其是写小说；二是强调深夜写作时的鲁迅，与白天的鲁迅有所不同。白英描绘白天的鲁迅，外表看起来有点像个农民，“苍白的脸，下垂的黑色胡须，一双眼睛乍看有点狡黠，之后会让人意识到其实是智慧。”③“有着农民的外貌和王子的举止，一个黝黑的男人，尽管有着严厉的脾气，却不畏惧任何人，并能发现生命的美好”。而夜晚的鲁迅则是另一种情状：在创作激情的驱使下，他仿佛酒神精神附体，紧张、亢奋、躁动不安，以致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直到灵感来袭，赶紧从床上爬起，将思想的吉光片羽抄录于小纸条并贴上墙，“才满意地回到床上”。白英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勾勒了鲁迅“深夜里”构思小说的“迷狂”形象，展示了鲁迅的另一种真实——内在生命的冲动与激情。 第二，鲁迅是“慢写作”的小说家。首先，“慢写作”是针对写小说而言的，白英指出，相对于鲁迅写杂文的一挥而就，他的小说“写得非常缓慢”，是“深思熟悉的写作”。区别于浪漫激情型的小说家，鲁迅“有一种学者的优雅和深思熟虑的平静，这使得他的小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④。“深思熟虑”与前文所述的“迷狂”并不矛盾。半夜爬起来“贴纸条”是鲁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自然流露”，但他并未在这种强烈情感驱使下直接进入写作，而是经过了“贴纸条”的情感冷静化和客观化过程。在白英看来，鲁迅写小说采取的是学院派的知性立场，注重情感的冷却与控制，思想的沉淀与升华。其次，“慢写作”意味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批判式写作。白英形容鲁迅“从他的胸骨中写作”，“艰难地写作”。白英将鲁迅同其他现代作家进行比较，如说沈从文的小说表达他对中国人的赞美，而鲁迅则不遗余力地鞭挞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恶。“就像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样，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小说标题，都象征了其国家的虚弱状态。”⑤最后，“慢写作”还指朝向经典的写作。白英认为，鲁迅小说虽然写得很慢，写得不多，但一旦写出来，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会被遗忘”。 第三，鲁迅是小说艺术的“建筑师”。白英用到许多与“建筑”有关的词汇来表达鲁迅写小说的结构特征，如“build up”、“architecturally”等。白英试图表明，“贴纸条”的行为其实隐含着鲁迅小说创作的整体结构意识。纸条的不同空间排列次序折射出创作思维活动的轨迹，显示了创作者对小说情节走向和人物关系的构想和布局。比较白英前后多次对鲁迅创作轶事的叙述，其显著特征就是他不断加强对纸条空间排列的“次序性”和“建筑性”的渲染和想象。在1970年代的《愤怒的中国》中，他明确写道：“墙上右边高悬着的一个句子应该是故事的开头，左下方的句子应该就是小说的结尾，墙的中间还张贴着四五个句子。以这种方式，他不断添加句子，按照恰当的秩序，将构成建筑物的材料集合起来，从而逐渐建构他的故事。”⑥随着白英对纸条空间象征意味的不断强化，鲁迅作为小说艺术“建筑师”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