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全面、积极学习西方的潮流。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德、赛两先生”的推崇一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一度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认为是在现代中国诸问题和诸价值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与此相类，“五四”新文学也全面开启了中国文学积极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潮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当代小说还是当代文学批评，都被目为是处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程光炜说：“最近三十年来的当代小说，真是精彩纷呈，群星灿烂，作家们各显神通，共同创造了百余年来中国小说创作所少见的一个黄金年代。”①陈晓明也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的“批评的黄金时代”，也是批评话语自成体系、龙飞凤舞的时代，“理论批评摆脱了文本的束缚，终于获得了无边的自由，理论批评的想象力空前激发”，“从七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理论批评沿着一条自我激发、自我生成的道路高歌猛进”②。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文学理论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从视野到方法等各方面，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内在的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与文学创作的态势和发展，其实是合拍乃至协调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派文学，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学思潮影响之下产生的。2018年4月20日，贾平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谈及自己40多年的创作历程时说：“我们那代人在写作上起步晚，一开始是自己慢慢摸索，那时候是‘独特’的。渐渐地，我开始去拥抱世界、接纳西方文学，学习人家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走向了‘普遍’。到了现在，又开始沉淀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就处于这样的探索和矫正过程中。”在他看来，外来文化影响中国作家的创作，就如同河水与河床的关系。河水(外来文化)一边冲刷、制约着河床(中国作家的创作)，同时又改善和塑造了河床(作家的创作)。基于这种认知，贾平凹强调作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把外来文化和本土意识两相结合，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欧阳黔森能够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当中，以现代意识复活中国自古代、现代、当代以来的文学传统，形成独具黔地特色的文学书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可以给当代小说写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以有益的启示。 一、地域性特征与地质知识性叙事的融入 有研究者认为，欧阳黔森“激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博物’叙事传统，而且他还着意发掘和捕捉贵州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异人奇事，塑造出形态各异的贵州人物艺术典型，以此激活中国古代小说中以史传或纪传为中心的‘传奇’叙事传统。”③而且研究者又认为：唐传奇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一种典型的文体类型，而如若以唐传奇为界，“此前的汉魏六朝‘古小说’如志怪、志人之类”，似可被称作“前传奇”；而此后的宋元明清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亦多可归入此类)，或可“并入‘后传奇’范畴”。野史杂传的特性，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史传性与抒情性、哲理性兼备，而以传记性主人公为题，似也成为古代传奇小说的一个习惯。或者以“传”为名，像《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等唐传奇作品。或者以“记”为题，像《古镜记》《离魂记》《枕中记》《秦梦记》之类皆是。“至于鼎鼎大名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甚至其原始题目就叫做《传奇》，由此可见传奇与史传之文体血缘。”④ 欧阳黔森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当中，有着对中国古代史传、传奇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继，表现于他的小说写作在有意无意当中，体现出了为有着黔地特色的民间人物别立野史杂传的兴趣。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而为民间人物立传，恐怕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传传统里的重要一支。较之史学性更胜的史传，为民间人物立传的“野史杂传”其实也是由史学性的史传衍生出来的，但较之史学性更胜的史传，“野史杂传”更多文学性。亦可被目为中国小说传统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野史杂传“主要致力于捕捉和打捞遗失在民间世界里的野生人物的灵魂”，这种“野史杂传”的古典叙事传统，被认为即使是在现代、当代的中国小说创作中，也绵延不绝、一直承续发展，与西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艺彼此取镜，而不断加以承传和拓新。⑤欧阳黔森的中篇小说《八棵苞谷》，写的是房前就是石山的三崽一家的故事，是作家为贵州的乌蒙山区所作的文学书写。乌蒙山区是富有贵州地域性特色的、呈现喀斯特地貌的地区，欧阳黔森曾在其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写下这样的文字：美丽，但极度贫困，这是喀斯特严重石漠化地貌的典型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划分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得三春晖》(《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作家提到的那个自己曾写进《八棵苞谷》的故事：当年实行包产到户，有一户人家一共分到了大大小小十八块地，但谁能想到呢？不到三分大的地已经是其中最大的一块了，其余皆零零碎碎散落在沟沟湾湾之间。在当地，土地就是人的命，一家人当然要把自家的地仔仔细细扒拉清楚，但是全家人数来数去只找到了十七块地，正当全家困惑不已时，儿子无意间捡起了爸爸的草帽，露出了草帽下石旮旯中碗大的一块地——不承想父亲高兴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别看这块地小，在庄稼人的眼中，那也是可以种一棵苞谷的……《八棵苞谷》里，白鹰村这一方的石头山太多，三崽在一个小山头山上种上了八棵苞谷。三崽一家所居住的白鹰村美丽而贫瘠，三崽家只能用三崽大妹(大妹本来钟情的是杨家二崽)去嫁给一直喜欢大妹的田家四崽，换来田家妹崽嫁给三崽。小说结尾，新媳妇过门第二天清早，婆婆拿了十六棒苞谷进了媳妇的屋里，那苞谷棒每八棒一组用苞衣结捆起，婆婆要媳妇把两组苞谷棒挂在门梁上。媳妇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经三崽口才知，原来是三崽前一年在石头山上种了八棵苞谷，秋后收了这十六棒苞谷。三崽、三崽爹、田家老爹等人物形象，都是欧阳黔森为富有黔地乌蒙山地域特色的民间野生人物别立野史杂传，所写的“乌蒙山传奇”和“乌蒙山人物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