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认知的新视野：农商社会的谱系化 当一个小说家的写作面对历史的时候，他实际上所面对的除了在某一过去的时间与空间所发生的事件以外，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事实，即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口头的和书面的讲述。前者被认为是客观的，有某种“真相”，是History，需要大写；而后者则是从某一视角出发的历史叙事，是接近、解释历史真相的一种话语，极端论者甚至认为历史话语不过是“他的故事”(his-story)。 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的关系是吊诡的——像森林与所植根其上的土地的关系，森林是大地的面貌、表征，是大地养育外化的结果；同时，森林又覆盖、遮蔽着土地，使土地的面相变得沉潜、模糊。历史叙事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遮蔽。而且，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围绕它的讲述就越丰饶，形成的历史话语就越厚重，观念的丛林像层层迷雾使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试图接近历史真相的“去蔽”的努力更加艰难。 所有严肃的、有野心的作家面对历史写作时，他(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已有的观念丛林和话语窠臼中突围，无论理论上是否自觉，都会进入现象学方法的“悬置”“加括号”的运思状态，重新思虑“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 “写什么”表面看是一个题材选择问题，实际上背后隐含的是历史认知问题，是作家(认知主体)从什么角度看历史、看到了什么样的历史(选择同时意味着遗漏)的认知范式与叙述范式问题。罗素说：“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①这里所谓“大型的历史学”和“小型的历史学”指称的就是以“写什么”为主导机制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范式和叙事范式。当然，重要的是，罗素强调了两种历史叙事范式共生、兼容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由于它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以及与当代中国的直接相关性，成为历史叙事最为关切的聚焦点，围绕它形成的历史话语异常繁茂，仅就文学叙事而言，产生的成果也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面对这段历史，选择谁作为主体、讲述他们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就直接关涉到写作的历史认知观念和认知范式。就五四新文学而言，以民主科学为根底的启蒙思想使其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主体和被叙主体，农民、城市无产者等被微弱的光线烛照到，收纳入文学话语的叙述视野。而当代文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工农兵及其革命斗争经验成为被叙主体，工农兵不仅替代帝王将相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且其身份、气质、人格，总之其主体内涵也完全改变了五四新文学视野中的“被侮辱被损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被动、边缘化的形象特质，成为被灌注新的时代精神的“新人”和英雄。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在新历史主义认知范式的指导下，有意识选择土匪、小妾、家庭奴才、家庭里巷的无业游民等被历史“忽略”的边缘人作为叙述和被叙主体，但“新历史小说”产生的文学商品化背景，它针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明显的解构意识和先锋叙述策略，使被叙的这些边缘形象传奇化甚至是侠邪化，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来说，它毋宁说是被散布的一层历史迷雾，对于人们接近历史真相带来更多的障碍。 在这种文学史背景下，有一位作家的历史叙事长期被忽略，但在我看来，他在历史叙事的观念、范式、修辞诸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开拓，因而对已有的历史叙事格局形成强有力补充，这个人就是田中禾。 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理据是，田中禾选择一个城乡结合、农商混杂的小县城，以一个家族由农而商、由商而知识化、革命化，而后又以人生飘零的故事为主线，辅以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等，勾画出一个谱系化、样本化的农商社会。这个农商社会从时间上上自晚清(《匪首》)，下及“文革”(《父亲和她们》《模糊》)；空间上以一条店铺林立的牌坊街为中心，向县城辐射，像周边的农村辐射，向陕西(《父亲和她们》)、武汉(《十七岁》)辐射，向边城大漠(《模糊》)辐射；而充斥其间的人物三教九流、覆盖面极广(笔记体小说《落叶溪》)，而且多部作品“互文”式的反复书写，众多人物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农商社会。更重要的是，在书写这一农商社会时，作者有意避开了已有的意识形态化或者寓言化的组织与结构原则，着意选择“日常经验”作为“写什么”的经验主体。这里强调的“日常经验”不仅指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买入卖出等生活经验的类型、性质，也包括这些经验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即一种非逻辑、非因果、非意识形态化的原生态结构的努力。也就是说，对这一农商社会的谱系化不是像《红旗谱》《青春之歌》那样以二元对立的阶级观念构造乡村或城市社会，也不像《家》《春》《秋》以代际结构的意识形态化的家族形态，它谱系化的努力恰恰体现在对城乡社会日常生活状态的还原。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田中禾笔下的这一农商社会看作另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福克纳)或马孔多小镇(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不同的是，相对于“约克纳帕塔法”的高度心理化和马孔多的高度隐喻化，田中禾的这一文学地理学形象是高度写实的，他通过连续、反复、细致的刻画，让一个长期被文学叙事所忽略、处于历史话语的光亮烛照盲区的历史主体——以小商人为主体的农商、仕商、仕农混杂起伏的边缘社会阶层，逐渐显影、赋型，使其得以历史化、主体化。从这一边缘的历史主体身上我们获得了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新的视角、新的可能，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样貌。这无疑是历史认知范式、叙事范式上的重要补充与拓展。 二、“大历史”中的“小悲欢” 罗素将历史话语在叙事范型上区分为“大型的历史学”和“小型的历史学”，以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认出它们的对应物：“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在论及“革命历史小说”时，黄子平有个出色的概括，他说：“它们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②戴锦华论及“革命历史小说”及其电影改编时，将革命历史的叙事概括为两个范型：“一为历史、革命史的搬演与呈现，基本叙事范型为战斗/挫折/牺牲/胜利；二为英雄的故事，或曰英雄的神话，基本的叙事范型为反抗/追求/考验/命名。”③虽然“革命历史小说”也无法回避罗素所说的男人们、女人们，但阶级、国人、革命史、史诗、英雄等核心词所标识、表征的历史显然属于“大型的历史学”。而“新历史小说”则有意回避革命史、有意回避写英雄。读叶兆言的《状元境》，开头似乎还能闻到一丝辛亥革命的硝烟，但小说笔锋一转走入了秦淮河的花街柳巷，而且张二胡的爱情故事完全是对英雄美人和才子佳人故事的反写。读格非的《大年》，小说开头写大旱之年饥民与地主对峙的场面似乎暗示了某种阶级冲突的意味，可随着小豹子的出场，故事主体变成了一个关于阴谋、复仇和力比多相交缠的家庭秘史。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新历史小说”甚至只能称为“微型的历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