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相遇 1983年,当75岁高龄的赵家璧回顾其出版生涯时,自己27岁时集结诸名家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仍是其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于是因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重见天日”,赵家璧写作长文《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五十年前的编纂经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晚年恰逢“新时期”,自我的生命经验借助时代展开而产生更多活力,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运。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最终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然而“史料”的“破土而出”,往往有赖于现实的召唤和内在的热情。换言之,有两种力量驱动着赵家璧写作此文:一方面,作为《大系》的直接当事人,自己有责任将往昔历程重新讲述,这是其当仁不让的义务;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在“新时期”的回归,本身就是“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是1980年代摆脱“封建”、“走向现代”的文化缩影。“今之视昔”的书写行为带有自我生命的追寻意味,这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但1980年代的中国,也同样需要《大系》为这个国度的新生重塑“现代”品格。 赵家璧曾于1957年发表短文《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中提到:“解放后,很多人建议把‘中国新文学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原因在于“今天的读者可能还不满足于读像‘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的选集,而要求看看‘五四’时代出版的完整的原本”。另一方面,《大系》产生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私营出版社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以及私营出版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的“旧社会里”①,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逻辑运行。时间来到1983年,赵家璧却改口说:“我不必作什么违心之论,再说重印‘似无必要’等话了”,因为当今“严冬过尽,阳光普照,文艺原地,春意盎然”②,无须担心惹是生非。《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寥寥千余字,而《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长达三十页,从篇幅也可看出,赵家璧此时明显放任了回忆的权利,因没有外在阻力来压制抵达过去的笔头。当所“忆”之“旧”重新获得历史意义,并借由“今天”这一时间装置焕发生机,“旧”亦向未来投射出值得借鉴的参照。正因如此,《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成为研究者探寻《大系》乃至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直至今日,研究者仍更关注“史料”对应的时代,而非“史料”产生的那一瞬间。具体到赵家璧此文,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中孜孜以求的乃是《大系》的具体编纂过程,当代文学研究者则更漠然视之,并不认为其在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脉络中发挥有分量的作用。不过,赵家璧没有忘记自己写作的初衷,除回顾“三十年代”,还有为《大系》的续编事业作宣传之用: 现在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十卷本,不但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精装重版发行,而且最近该社正在总编辑丁景唐领导下,积极进行续编二十卷1927-1937的工作。全书分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八个部门,已邀请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撰写各卷导言,也附《史料·索引》。这部续篇包括的时期,正是当时我们称之谓“第二个十年”的。③ 在文章结尾处,赵家璧对即将到来的续编不无期待: 这些续编,都是我们当年所殷切盼望着有人来做下去的。时隔五十年,这些新文学运动的宝贵遗产,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整理、编选和写序工作,这将在国内外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肯定会远远超出三十年代《大系》的质量。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我在这里,真诚祝愿上海文艺出版社早日胜利完成此项光荣任务!④ 只是,期待与祝愿时常落空,赵家璧也不例外。直到今天,人们记住的仍是1935年良友版《大系》初集。自1984年起陆续出版的第二编“1927-1937”、第三编“1937-1949”,乃至溢出“新文学”范畴的第四编“1949-1976”、第五编“1976-2000”,并未被赋予更多的文学史意义。例如,陈平原认为《大系》在1980年代的“续命”,只能算“画上了并不十分完美的句号”。之所以不完美,“就因为第二至第五辑《大系》的编者,虽也殚精竭虑,但其水平及影响力根本无法与第一辑比肩。……赵家璧之后的《新文学大系》,基本上是萧规曹随,谈不上有多大的创造性。但这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出版体制、编者眼光、读者需求等决定的,没有人能‘力挽狂澜’”⑤。刘勇亦认定“这些后来的文学大系的建构都是不成功的,未能较好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框架,反而显出凌乱、冗杂的缺点,或是材料齐备但是缺乏特点和清晰的脉络梳理,无论在成就还是在影响上都无法与第一个十年的大系相提并论”⑥。黄子平则用“虚构的连续性”定义《大系》的一系列续编,但也承认,续编“距良友版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空隔,其中引发的文学史难题非常丰富”⑦。此后虽未见黄子平再去处理该“文学史难题”,不过这一提示仍然对今天理解《大系》续编开启了新的契机。 当“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重新建立起以“三十年”为历史尺度的衡量标准时,在1980年代“浮出水面”的“第二个十年”,即第二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以下简称“沪版续编”),便拥有了别样阐释价值。珠玉在前,初集太过耀眼,1980年代兴盛的现代文学研究,未把注意力投在与学科同时并进的这套有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大型丛书,似也可以理解。换言之,这是一个有关“重返八十年代”的问题,是当代历史演进的浪花与回响。“现代文学”需要在更切近的视野中得到审视,并由切近逼迫出纵深,这是两个历史时刻的巧遇提供给我们的奥秘。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由1980年代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用杨庆祥的话说,即“今日之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可以说奠定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话语模型”,在此形构中,“现代”被高强度地“赋魅”和“放大”⑧。但在历史化的探求与挖掘里,此前未予与闻的文本材料,将会提供新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