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是苏格兰民族诗人，其诗推崇“多立克式乡村田园诗风”(Doric pastoral)，以“直指本心的感性”(direct sensory qualities)开启了英国浪漫主义主潮，以“足以抵御堂皇欺骗”的诗篇成为“讨论现代性问题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①易言之，在苏格兰乡村社会剧变的18世纪末期，彭斯追慕古希腊田园诗人西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公元前310-前245)的乡野情怀，以诗歌抗衡贸易与工业，以乡村古老地貌与朴拙品味的变迁反思启蒙现代性，因此，他的田园诗推重本土的农耕生活，而非普世的宏伟蓝图；充溢着敬虔的乐园情怀，而非激进的革命精神；着意于“向内看”与“向后看”的文化倾向，而非进步话语主导下的抽象理念。 值得深思的是，彭斯的这些田园诗，在1949-1966年期间被译介到中国时显现了不同走向。不同于引进启蒙现代性方案的五四时期，1949-1966年期间的文学翻译偏向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图服务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整体上，无论是原作篇目选择还是译风都与其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潮同调。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翻译名家，如范存忠(1903-1987)、袁水拍(1916-1982)、王佐良(1916-1995)、袁可嘉(1921-2008)等，自然会从时代需求及政治理念出发，以前倾性姿态将彭斯田园诗重构为现代性批判话语，一改他们早前的“信、达、雅”的翻译策略。遗憾的是，这一深邃求变并未引起国内翻译学界的学者足够重视：他们或着眼于彭斯具体诗作的翻译语言的时代差异，或依据彭诗汉译进行深度诠释，如依据屡经重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Red Rose)泛论“艺术与政治的角力”，或“未得彰显的苏格兰性”。②因此，本文尝试考察1949-1966年期间彭斯诗歌重译、改译的情况，分析翻译如何与时代语境契合并实现现代性批判话语建构。 本土田园风格被改写 18世纪是欧洲启蒙时代，在普世理念观照下，本土的乡村生活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然而，诗人彭斯却安居苏格兰低地乡村，自觉承袭吟游诗人传统，搜集、整理、改编并创作苏格兰民歌民谣。由此，彭斯被视为“自然之子”或“天授的农夫”，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甚至认为他的天赋“在启蒙主义的世界里难以显现”。③此语反过来说明：作为浪漫主义诗歌范例的彭斯田园诗是以苏格兰性和本土性存续于英国文学之中的，而诗歌中的反英和反资本主义文明的“抵抗异色”卓然显在。 部分因为他的“异色”，彭斯田园诗备受新中国翻译家的青睐。1949-1966年间，三种彭斯诗集先后面世：1950年，新群出版社再版了袁水拍的《我的心呀在高原》；1959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可嘉的《彭斯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佐良的《彭斯诗选》。同期，《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西方语文》《诗》《文学知识》《新港》《新华半月刊》等多家主流期刊则密集跟进了相关评论，这些评论多聚焦在彭斯诗歌的民歌特色：如袁可嘉的“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范存忠1954-1955年在为南京大学英文专业学生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讲稿中提及彭斯的诗“基于丰富的苏格兰民歌传统”；1959年《诗刊》几乎每一期均有大量的民歌“探讨‘幻想’、‘浪漫’，大谈民歌无穷魅力的风气蔚然成风”。④ 这当然与1957年新民歌运动不无关系，因为“苏格兰民歌的作者、保存者”彭斯当年“被视为同调”。为何被视为同调呢？这与当时文学话语的焦虑与反思深有关联。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国文学译介“一边倒”，唯俄苏文学是瞻，认同普世的社会主义理想。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开始倡导“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⑤ 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之下，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自然会依据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意识地对彭斯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同是为了唤起民族情感，原诗作者和中国译者反思现代性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彭斯留念并坚守苏格兰古朴乡村生活，以此抗衡大英帝国的开发与规划，在1949-1966年的语境下，这一保守的文化取向会被视为消极浪漫主义而非革命浪漫主义，是“与历史的发展相抗衡的立场”，或“向落后的乡村生活、落后的生产关系的逃避”。⑥作为《毛泽东选集》英语译者，王佐良自是响应“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号召，将原诗的农民形象改造为带有中国特征的意象鼓舞人民投身于农业大生产运动。以叙事诗《汤姆·奥桑特》(Tam o' Shanter)为例，相关方面有多处改写：“汤姆骑着它冲过烂泥和水塘，/风雨雷电都不能将它挡。他紧扣头上天蓝新呢帽，/口哼古老的苏格兰小调……/”“他紧扣头上天蓝新呢帽”，原诗中“bonnet”是独具苏格兰风无边圆顶帽，多含有棉或羊毛等材料，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常见的帽子不同——实际上，蓝色呢帽也是当时下乡工作的干部穿戴标配。“两个铜板买啤酒，/喝了什么也不怕”，⑦原诗中“copper coin”是当时苏格兰银币，不是铜质，“tippenny”是苏格兰一种“淡艾尔酒”，并不是啤酒；“笛子越吹越响，舞步越跳越欢”，原诗中“piper”是指苏格兰风笛手；“地里的大麦玉米他常拔”，原诗中“oats”应是苏格兰燕麦，“corn”此处也不是玉米，而是燕麦谷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