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新旧意识形态的迂回交锋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悬而未决，令第四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此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的牵涉人员之多与行政规格之高实为历次文代会所罕见①，但观念的分歧与对象的复杂，使大会报告的起草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内部矛盾丛生。一些核心问题的争论与角力，既是其时文学艰难转折的外部症候，同时也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发生与衍变的内在逻辑。 最终公开发表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主题报告，由“艰巨的战斗历程”“新时期光荣任务”“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三部分内容组成。有关报告的起草难点和争论焦点，则主要关乎报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难题。 一、如何表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早在周扬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之前，文艺界就已开始广泛争论并分歧凸显。在《文艺报》编辑部于1979年3月组织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最关心”也是“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有人认为文艺“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政治”；有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有人认为“任何文艺都要受一定阶级的政治的约束……但是文艺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任意摆布的简单的工具”②。而到了临近文代会召开前的10月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市委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们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意见分歧的局面依然十分突出③。 如何重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此也成为周扬起草报告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周扬曾多次谈到报告“第一部分不好写”，因为“艰巨的战斗历程”这部分内容，必须涉及这一理论问题。在徐庆全发现的那份三千七百余字的周扬手写稿报告提纲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周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只能是阶级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而不是服从于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使文艺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就很可能要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甚至变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 柳青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艺术，我理解就是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认为写革命历史小说，不顾各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政策和方针而写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方法。”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文艺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有三种：一促进，二促退，三不进不退或有进有退。……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④ 从报告提纲中可知，周扬在酝酿报告时，并未明确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只是表示必须警惕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以及在这个问题上重点应该考虑的是“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他偏向于支持柳青的“政治观”——“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并试图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求得“文艺不能放弃政治”的理论依据。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郑伯农回忆说：“很清楚，在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的时候，周扬同志尚未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有什么不足。”⑤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 周扬的这一观点，在报告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引发广泛的争论，不少意见以“说得不够清楚”“不能令人信服”“应该全面展开”等为说辞，实质表达了他们并不认同报告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如此表述。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报告第二稿有这样的反馈意见：“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样把三个概念混同起来，根本没有讲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没有讲清楚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和文艺作品本身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许觉民认为，报告应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广义的理解”，它应涉及“党如何领导文艺”、作家“如何表现作品的政治内容”“文艺也有并不反映现实政治内容的时候”等话题，而报告并没有“全面地说到它”⑦。更有尖锐的书面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长官意志”，“一句话就可以枪毙一个作品，使作者祸延九族”，报告不能因为“心有余悸”或“有点怕离经叛道”而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⑧。 起草小组成员内部对报告在这一关系上的提法也多有分歧。副组长陈荒煤认为，报告初稿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党”“文艺与人民”等几组关乎文艺事业成败的关系“都未讲透”，应该“再补充一下”。看了报告第三稿后陈荒煤依然表示，报告在“谈到从属政治家时，总觉还不够确切”，提出首先要说清楚“服从政治为什么不能是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其次才可说，有些政治家，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代表无产阶级、人民的，然后再提出，还有可能被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刘梦溪认为，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显得有点一般化，且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了”，建议可把这一问题“转化为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来说”，这样才“易于谈得更深刻”。徐非光觉得，报告虽然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叙述较多，但“针对性不够强”，需要“深入讨论”，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似以不提为好”，并建议“还是提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比较科学”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