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代文学能否入史”的质疑和抵抗中，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强烈的历史激情和现实冲动中推陈出新，形成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繁盛景观。仅就当下几种主流的当代文学史教材而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於可训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吴秀明主编)，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下)(程光炜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下)(杨匡汉主编)等，当代文学史的叙事模式要么以历史的线性时序为经纬，要么以文本、作家、思潮流派为中心，要么以民间视角重新介入，或以打通现当代历史隔阂为主，或以实感经验重新绘制当代文学地图。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多维度、多视域的格局，独特各异而又相对成型的书写成规和范式，都使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当代文学史不断生长的可能性。 然而，与此生长相伴生的同时，对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质疑却未从停息。比如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知识化”趋向，“‘知识化’现象即是指史料研究过程始终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①又如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以论代史”现象，“有感于文学史话语霸权‘以论代史’在文学史编写中痼疾，曾主编了一部强调文献性和客观性，以史料为主，辅之以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②再如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内外部”之争，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质问等，诸多的质疑既映射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焦虑，亦显现出在当代文学史写作繁盛的背后隐含的诸多危机，还提醒研究者需要以一种前瞻的姿态去探询那些一直存在却并未被察觉的危机、那些正在生长并极有可能刷新或者更新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新动向、新趋势。 基于已现未现的危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还需进入反思模式，在历史的回眸和现实的观照中一次又一次重回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并藉此重回文学史写作的两个原点问题：叙述者和史料。我们既需对叙述者的姿态、话语方式、文学史观念进行一次清理，对史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位置和价值进行重审，更需对叙述者与史料的关系进行重新厘定。 一、固化的位置：作为文学史叙述填充物的史料 近年来，史料愈来愈受到当代文学治史者的重视。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旧史料的重新阐释，如对当代文学发生时期历次文代会的重新理解；被历史掩埋史料的打捞，如对“文革”时期一些文学史料的重新发现；对新近发现史料的积极求证，如程光炜老师关于路遥的史料文章《一份深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以及对莫言家世考证的系列论文。更进一步，学界对当代文学史料系统性的梳理、整理和批评也绵延不息，如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孔范今等主编的《中国新时期研究资料汇编》、丁帆等主编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以及诸多单个作家的研究资料集锦。除了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整理，从理论层面对史料价值的重审也是当代学人积极关注的话题，如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杨庆祥的《重写的限度》等。 诸如此类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评介以及学理层面的文学活动，显现出当代文学研究在经历漫长的历史之后，已经不仅仅囿于对当代文学跟踪式的批评，而且自觉地对当代文学史重要问题的追踪、对当代文学史的实证研究，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都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此气候之下，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开始分享文学批评的话语权，与文学批评在互动中平分秋色。然而，与此重视形成的是，对史料的重视还是一种单极意义上的重视，也即基于史料本身，一旦进入文学史叙述环节或者文学史观的演绎程序，在史料与叙述者关系的考量中，史料基本还是被置于附属性的位置，被用来诠释某种既定或者设定的文学观念。因此，史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话语位置、史料与叙述者的关系等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深层清理。在文学史的建构中，文学史的叙述主体是将史料作为史观的填充物，还是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话主体，影响到文学史写作中诸多的重要问题。 谈及史料，大概率地会使用一个语词，这就是“处理”。“处理”一词意味着叙述者基于一定的历史观，对史料拥有提取、裁剪、运用、解释甚至修正修饰的诸多权力。史料作为一种物质材料，是叙述者他者视域中的“言说材料”和史观阐释的填缝剂，似乎史料的话语权只有依附于文学史叙述者这一绝对的主体才能进入文学史的书写空间。史料是文学史叙述的基石，然而，在文学史的生产体系中，史料的权力在叙事主体强烈的主导姿态中作为“被操控”的傀儡，它的位置很多时候被描述为“被叙述者”“被引用者”和“被言说者”，寄生在文学史观之中。叙述者和史料这种固化的关系，显现的是叙述者的傲慢和强权，折射的则是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个悖论性命题：史料是文学史写作的前置条件，而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这个前置条件则被一种“叙述者中心主义”的魅影悄然替换为一个追加的史观填缝剂。 谈及史料的运用问题时，我们更为关注的多是史料本身的真伪、考辨、辑佚，对于史料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追踪基本处于默认但实际是搁置的尴尬状态。也就是说，在文学史的建构中，遵循的惯性逻辑一般都是历史观念先行，而后才有对史料的归纳运用，路径上一般是先析出一套“成文”的文学观念和范式，然后去寻找类似的匹配的史料来证明，它大多数时候都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史料作为历史的本真存在既构成了历史，也再造了历史，却似乎无法撼动这种由来已久的史料的寄生性位置的观念。 如果默认并遵循这样的成规，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治史路径尽管有着宏观的俯瞰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在强大的史观主宰之下，一些历史杂音却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其实是需要杂质来诠释其丰富性的，文学观念的提纯对于史料的甄选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权力的滥用”呢？比如文学史对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命名问题就存在这样的弊端，朦胧诗派、先锋派、寻根、口语化写作等，为了观念的统一和历史叙述的方便，在剪除旁枝的同时简化了一些文学流派的复杂性。再如叙述者在史料的选择中对重大的、意义深远的史料重复选用，而对所谓的“野史”漠视或者剔除的方式，隐含的岂止是一种历史的偏狭态度？由此所造成的历史的单一面孔正是造成文学史写作危机的缘由之一。正是源于文学史写作的这种惯性，史料应该被置于或者居于文学史的什么位置，成了一个不证自明或者无须证明的问题。因而，史料的被删削、轻视或者被任意地提取加工，也就变得合理但不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