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稿？　　

      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的责任编辑徐斯年曾撰文回忆从“红皮本”到发排的整个流程：

      首先，对“征求意见本”(即社内印行的、作为原注释组定稿的“红皮本”——原注释组的未定稿本则是各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进行加工，包括统一格式体例，核对每一条注文的原始资料，决定注文取舍，进行文字加工，补写应注而未加注的条目。《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编的，还要最终决定入编篇目和编辑体例。《补编》此类问题的决策，就是林默涵同志亲自前来听取汇报并且最终“拍板”的。

      责编的加工结果形成打印稿后进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组对打印稿进行逐条、逐字、逐标点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十分认真，而且非常热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第三步，责编根据定稿组讨论结果，修改、剪贴打印稿(包括查补资料，重写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几卷是送胡乔木)审阅。他的审读细致到了连标点问题都不放过的地步，批示也很具体。第四步，责编根据他的意见再做修订，由编辑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仰”)签字发排。付型之前，王仰还要对每一卷的终校样逐字逐句做印前审读(后来似乎李文兵也分担过此项工作)。①

      文中提及的定稿组最早成立于1978年秋、冬间，包括“领导小组成员、各该单行本原注释单位的骨干力量及编辑室指定的责任编辑”②。起初只有一个，主要成员为林默涵、王仰晨、李文兵、林辰、秦牧、陈涌、周振甫等。至1979年底，为加快速度，以便顺利完成1981年出齐《鲁迅全集》的任务，定稿组扩张为五个。③然而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即如何定稿？定稿的原则是什么？从定稿中能窥见何种变化？这些问题单靠徐斯年的回忆无法解决，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

      一、篇目的甄别

      定稿首先面临的仍是篇目的甄别④。我们以《集外集拾遗补编》为例，通过对校两本“红皮本”⑤和1981年版第八卷目录来还原这一过程。对校结果如下表：

增加篇目	删去篇目	更改篇目
一九一五年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	一九一二年 《哀范君三章》稿后附言	一九一八年 原题为《南齐〈吕超墓志〉跋》，改为《〈吕超墓志铭〉跋》
一九一六年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	一九一六年 《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	一九一八年 《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铭考》删去“铭”字
一九一七年 会稽禹庙窆石考	一九一九年 《孔乙己》篇末附记	一九二五年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增加内容后改为《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
一九一七年 《□肱墓志》考	一九二四年 《幸福的家庭》篇末附记	将红皮本《〈走到出版界〉的“战略”》从一九二六年移到一九二七年名下
一九一七年 《徐法智墓志》考	一九二四年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将《新的世故》从红皮本的一九二六年移到一九二七年名下
一九一七年 《郑季宣残碑》考	一九二四年 《论雷峰塔的倒掉》篇末附记	将一九二七年名下的《关于“乐闻于斯”的通信》改为原名《补救世道文件四种》
一九一八年 《墨经正文》重阅后记	一九二四年 《未有天才之前》文前小引	将一九一九年的《什么话(三)》改为《什么话？》
一九一九年 寸铁	一九二六年 《学界的三魂》篇末附记	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从正文移至附录一
一九一九年 自言自语	一九三三年 教授杂咏(其四)	将附录二 一九○一年的《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改为《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
一九二二年 《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	附录一 一九○七年 《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	附录二 一九○一年的《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韵》改为《惜花四律》
一九三○年 鲁迅自传	附录一 一九一一年 维持小学之意见	一九二八年的《通信(季廉来信按语)》改为《(季廉来信按语)》
附录一 一九一四年 生理实验术要略	附录一 一九一二年 《天觉报》创刊贺电	“一九二八年的《复晓真、康嗣群》附录的《[备考]信件摘要：一、十条罪状(晓真)二、反对相爱(康嗣群)》改为《[备考]信件摘要(晓真、康嗣群)》”
附录一 一九三一年 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	附录一 一九一三年 两幅手绘土偶等图的说明	一九二九年的《关于〈子见南子〉的结语》并附有《[备考]关于〈子见南子〉》改为《关于〈子见南子〉》
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 《译文》创刊号前记	附录一 一九一三年 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	一九三○年的《通讯(柳无忌来信按语)》改为《柳无忌来信按语》
	附录一 一九一四年 儿歌六首抄存	一九三二年的《某书读后记》改为《题记一篇》
	附录一 一九一六年 《蜕龛印存》序(代)	一九三三年的《复魏猛克》改为《通信(复魏猛克)》
	附录一 一九一七年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	将《〈文艺研究〉例言》从一九三○年名下首篇调整至第二篇
	附录一 一九二三年 题《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赠章廷谦	将《自传》从一九三四年名下第四篇调整至首篇
	附录一 一九二六年 录《大人赋》数十字赠斐君矛尘	一九三四年名下，《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与《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对调顺序
	附录二 一九○二年 挽丁耀卿联	一九三五年名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从第四位移至首篇
	附录一 一九二九年 《奔流》编辑后记(十二)	一九三五年的《骗月亮》改名为《“骗月亮”》
	附录一 一九三三年 《北平笺谱》广告	一九二五年的《“大生蛮性”——为“江浙人”所不懂的》，删去副标题
	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 《〈准风月谈〉后记》自删稿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的科学资料——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的》，删去副标题
		将一九三六年的《拟印〈鲁迅三十年集〉著述编目(二种)》移动至附录部分，并改名为《“三十年集”编目二种》
增加篇目	删去篇目	更改篇目
		将一九三五年的《介绍〈俄罗斯的童话〉》从正文部分移动至附录，并改名为《〈俄罗斯的童话〉》
		将一九三六年的《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改为《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
		将一九三六年的《答世界社问》附录的《答世界社问：中国作家对于世界语的意见》删去
		将附录一中一九二九年的《谨启(致〈北新〉半月刊读者)》改为《谨启》
		将一九三一年的《鲁迅启事》由正文移动至附录一
		将附录一 一九三一年的《题〈陶元庆的出品〉》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二年的《题〈外套〉》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三年的《吊小林多喜二》移动至正文部分，改回原名《闻小林同志之死》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更正(致〈申报〉〈自由谈〉编者)》改为《更正》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题〈淞隐漫录〉》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题〈淞隐续录〉残本》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题〈风筝误〉》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给〈戏〉周刊编者订正的信》改名为《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
		将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的《重印〈十竹斋笺谱〉说明》改名为《〈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
		将附录一 一九三六年的《〈远方〉按语》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杰作小说〉小引》移动至正文部分
		将附录一 一九三六年的《题〈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市》移动至正文部分

      《集外集拾遗补编》篇目的变动分为三种情况——增、删、改，数量依次递增：增加篇目14篇，删除篇目23篇，更改篇目42篇。更改篇目又可细分为更改标题、调整顺序、调整篇目位置。更改标题25篇，如《南齐〈吕超墓志〉跋》改为《〈吕超墓志铭〉跋》，这是编注者代拟标题的情况。另一种则是恢复原有的标题。如将一九二七年的《关于“乐闻于斯”的通信》改为原名《补救世道文件四种》。调整顺序6篇，根据发表时间重新排列篇目顺序，如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从一九二六年移到一九二七年名下。

      调整篇目位置14篇(其中3篇同时改名)，指将文章在正文与附录一之间对调，数量虽少，却颇具讨论空间。其中从正文转为附录一的4篇，从附录一转为正文的10篇。结合篇名与文章内容，大致可以判断对调的原因。由正文转为附录一的多是应用文体，包括宣言、编目、广告、启事等。附录转为正文则更强调文学性，需要“相对成文”⑥。10篇中有7篇都是题记，尽管短小，却很隽永，自成一体。如《题〈陶元庆的出品〉》睹物思人，寄托哀思怀念，感情真挚强烈。《题〈淞隐漫录〉》等四篇介绍古籍版本源流、考订异同，已形同书话。其他三篇，《闻小林同志之死》近似于悼念词和声明的复合体。《〈远方〉按语》《〈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两篇则实际是序跋。

      被删除的23篇文章中有4篇收入其他集中：《〈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收入1981年版第九卷之《古籍序跋集》，《教授杂咏(其四)》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拾遗》，《〈奔流〉编校后记(十二)》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剩下19篇被删主要受制于两大原则：

      一是“认真鉴别是否确实出于鲁迅手笔”⑦，即要确定鲁迅的著作权，因为“当时规定合拟稿是不入全集的”⑧。如《维持小学之意见》《〈蜕龛印存〉序》《〈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北平笺谱〉广告》《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被删去都是因为鲁迅独立著作权存在争议。前三篇文章涉及周作人。《维持小学之意见》与《〈蜕龛印存〉序》都系周作人起草，鲁迅改定。《〈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较为复杂，周作人1949年3月20日《鲁迅与周瘦鹃》一文中称是鲁迅“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但到1957年3月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周作人又称是鲁迅“与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此后，“会拟”说在学界和社会上进一步发酵，演变成为“合拟”说，后者“流传甚广，以致当1981年版本卷编注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考证而将《评语》搁置未收”⑨。《〈北平笺谱〉广告》由郑振铎拟订初稿，鲁迅改定，与《维持小学之意见》《〈蜕龛印存〉序》情况相同，此后也都未再收入人文社《鲁迅全集》。《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则因为1981年版尚未看到钱稻孙的回忆材料而误以为是鲁迅、许寿裳、钱稻孙合拟稿。⑩《〈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被误删也是因为当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出自鲁迅手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