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结裹与大判断 人世间，谁也长不出上帝般全知全能的慧眼：只须惊鸿一瞥，对任何陌生物皆洞察一切。再旷世过人的学贤，也只在其修养甚厚甚深的论域极具专业直觉，乍看未经系统考辨，却比同人更能透视古今疑案，入木三分，直抵本真。一个人只在其最擅长的舞台上才出彩。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即此。这叫“角色优势”，也叫“角色边界”。角色只在“边界”内才确保“优势”，这是规矩。不讲规矩者，不免弄巧成拙。这就亟须体会黑格尔的那句格言：“熟识不等于真知。”这就是说，若不潜心辨析皮相层“熟识”与本相层“真知”之间也埋着一条不宜僭越的界限，那么，哪怕泰斗级人物也很难不将“熟识”错觉成“真知”而闪失。 于是麻烦就来了：当掀开钱锺书《管锥编》这套壑潭般幽邃的巨著，究竟该怎样读，才能从皮相层“熟识”渐入本相层“真知”？只有一条路：先“照着说”，再“接着说”。这儿暂不提海内外敢在《管锥编》后“接着说”的人是谁，因为当今若有人能对《管锥编》“照着说”点名堂，已大不易。根子无非是此著体大思精，深沉难测。故若真想有朝日能“照着说”出心得，恐得先发誓板凳甘坐十年冷，不忌何时才能真正“读通”，先硬着头皮“通读”此著百万余言，虽说这般皓首穷经地读到五卷的最后一页，也未必就不再一头雾水，就肯定能在知识学构成上对此著给出清晰的整体逻辑还原，或肯定有能耐确认散落此著的无数“小结裹”背后，确有“大判断”在暗中支撑且贯穿。 “小结裹”“大判断”作为钱锺书诗学的一对术语，典出古籍《瀛奎律髓》卷十姚合《游春》批语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管锥编》就顺势将古人“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这一结习，称作“小结裹”①，若诗家言及“造艺之本原”，无疑“大判断”了。但在钱著《宋诗选注》那儿，“小结裹”“大判断”之关系并非这样一味对立，相反，还有另种景观，此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拟可从“小结裹”叠出“大判断”。比如当钱说宋诗与唐诗相比，往往只在“小结裹”上有发明(“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但在“大判断”即“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无甚“特著的转变”②——这诚然是在复述“小结裹”“大判断”的简单对峙。但1958年问世的《宋诗选注》妙就妙在，钱竟敢在反映论模式一统天下的特定语境，偏不将宋诗史写成是对宋代史的形象反映，反倒将宋诗史写成靠数百年技巧(“小结裹”)革新而迥异于唐诗的诗性演化史③。这当是事关中华诗史的“大判断”，却硬是让钱对无数“小结裹”的精湛分析堆出来的。也因此，若想将“小结裹”“大判断”这对词儿用在钱身上，务必慎重，因为稍不留心，极易失范。“失范”一词，在此指读钱著须有敬畏心，宜深读忌浅读，若浅尝辄止，自以为懂，其实未必，又率尔放言，这就很难不将“熟识”(皮相层)错觉成“真知”(本相层)④。 言及海外学界对《管锥编》的“熟识”度，怕谁也比不上余英时。余，何等人物，不仅是以中华思想史研究而饮誉世界的哈佛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且1978年后就与钱相识惜晚，钱也屡将亲笔题签的新著(含《旧文四篇》、《管锥编》四卷)航邮大洋彼岸，余更报之以七绝《读〈管锥编〉》回赠。这三首七绝盖余读《管锥编》(依次为《全汉书》卷二十，《全后汉文》卷十四，《全晋文》卷三七)的感怀之咏，用他的话说，即“《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⑤，不可谓不深挚。然此深挚，怕主要生其史家情怀。而《管锥编》作为钱研读中华古籍之学思总汇，其学科性感应主要落在诗学暨当代思想。故当钱遽然逝于1998年，余应邀执笔追思时，他尚能慎待将史学与文学隔开的那道边界，谦称“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⑥。然到2007年，往事如烟，余似忘了其谦辞，客串到文学暨当代思想论域来评议钱，且又偏偏聚焦于“小结裹”“大判断”这对关键词，此味不薄。 余评议钱，有两大要点。 要点一，是数落《管锥编》多“注重小的结裹，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⑦。余眼中的“小结裹”，即“晚清遗老”一般注重训诂及典故出处，《管锥编》“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人家，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⑧。余说钱“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蕴有理论性，比如《旧文四篇》中“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这就导致钱倾心于“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宛如散钱失串，“他是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⑨，故每枚散钱虽有其面值，然总体价值不大。 要点二，是力图解析《管锥编》为何鲜见“大判断”。余假设了三条缘由：缘由1，是追溯到钱的治学源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就“小了”，其结果是一叶障目，在“大的地方便讲不清楚”，⑩也就甚少“大判断”。缘由2，晚清考证学派渊源诱使钱成了以赛亚·柏林所隐喻的“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其代价是成不了“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基本上就是不讲究系统性的人”(11)。余在此拟把“大判断”“大系统”视作同一。缘由3，余还猜测《管锥编》鲜见“大判断”，是可能受制于钱的学术方法旨在“打通”中外(从中西艺文异构中探寻人类共识)：因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故钱不侧重中西相异，也就在逻辑上“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