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20)06-0010-10 一、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一个“文化力”分析框架 文化并非仅仅是物质世界的精神点缀,它既是一种蕴涵着物质生产、知识创造、精神升华和价值追求等丰富内容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是照射人类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状态的一面镜子。站在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换的重要历史关口,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跨越的重大历史关口,透过“文化”这面镜子,窥探乡村社会整体发展样态,实现乡村社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逐步走向文化治理,将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视域。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指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要“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2],凸显了党和国家以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整合双重文化进路给予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关切”。但是,在城镇化主导的“城乡中国”阶段,“均质化的小农高度分化,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3],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外向性过度流失造成了乡村经济社会的“空心化”,乡村整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断裂。乡村经济发展的政治化与乡村文化的去政治化、传统乡土文化资源式微与都市文化产业功利性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危机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对象”模糊、乡村文化公共价值与市场价值冲突、流动性乡村居民“二重性生活方式和二重性时空场域的断裂与冲突”[4]等同时并存,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强力挤压造成的传统乡村空间被切割、资本财富对土地伦理的取代、消费主义对乡村的蚕食、大众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解构,使得“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正经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纯粹文化与商业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存和相互影响”[5]。这些突出的矛盾问题,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乡村美好生活创造的隐性“文化障碍”和“文化阻力”。 本质上,当代中国乡村所遭遇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断裂,是因为乡村建设实践常常把文化作为一种被动反映而使文化淹没于物质力量和资本逻辑之中。其实,发展并非是单一的经济问题,发展同样需要“文化在场”,即“发展既是经济的、商业的、技术和金融的,也是社会、政治、环境、艺术、科学、娱乐和精神的”[6],文化可以给予发展一种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革命性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把文化仅仅作为观察乡村的外在视角,而是要让文化触及并反映乡村社会的本质,使乡村精神世界能反映乡村社会巨变,从而使文化成为推动乡村整体发展和实现乡村美好生活的内生力量。因而,从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以及从解决国家危机的文化发展逻辑和文化治理角度来看,摆脱把人类进步的全部动力和全部意义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偏见肯定成为必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宏大的“政治命题”,必须要在“文化时代”对“发展”议题的不断拓展和对“发展”本质的不断深化的全新认知体系中,超越当前乡村振兴只突出“经济革命”而忽视“文化再生”的片面性,重塑一种“人民和国家生活的整体方式”,从而打造“更具人性化发展途径”的新文明形态。这样,乡村振兴既要把文化作为一种促进乡村发展活力释放的资源要素,建立起文化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制度政策之间的衔接,又要回归“人是目的”而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原点,最终建构起“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双重“文化力”驱动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架(如图1)。
图1 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架 当前,国外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与地理、文化与传播等跨学科视角①介入到文化系统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在“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7]框架下对乡村文化时代变迁、城乡文化互动、乡村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路径展开了研究,为新时代观察乡村文化提供了学理依据。但在面对农民逐步摆脱土地的束缚、农村家庭生产生活逐渐突破村庄边界的“后乡土中国”时代,乡村功能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乡土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推动乡村社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走向文化治理,激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需要系统思考和回答这样三个问题:其一,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宏观政治话语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资源具有怎样的叙事逻辑和时代意蕴?其二,如何重新“解构”和“建构”新时代乡村地域界面之上的文化空间维度和文化场景形态以确立未来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其三,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才能建构起乡村地域空间中“人”“文化”“发展”和“生活”等核心要素之间的共生逻辑,实现“文化创造乡村发展”和“文化建构乡村生活”二者兼顾?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都市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矛盾紧张关系中,面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遭遇的“现代化陷阱”和乡村居民面对的“幸福悖论”,乡村居民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文化诉求、文化想象变得越发真实和具体,创造具有文化含量的美好生活和实现具有文化能量的乡村发展已成为乡村居民的共同期待。在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文化创造乡村整体发展”和“文化建构乡村美好生活”的公共价值原点,把乡村振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统一于需求满足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实践”[8]之中,既要突出文化对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功能,又要体现出文化对于丰富人们公共生活的价值意蕴。因此,在破解了绝对贫困的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政治话语下,建构起人们对于乡村振兴“文化想象”的逻辑框架,挖掘乡村振兴的内在文化要素和内生文化动力,审视乡村文化蕴涵的时代意蕴、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场景形态、乡村文化振兴的集成路径及目标指向,由此建立起支撑乡村社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乡风文明进步、社会有效治理及居民共同富裕的“文化力”机制,才能实现“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最终走向“生活型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