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0)06-0069-12 “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3000多公里的国际商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是中国南方茶源地与中国北方地区、俄罗斯以及欧洲，以茶叶为媒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的通道。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称“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①。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08年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是当前国际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基础性文件。宪章认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便是文化线路：(1)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2)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3)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②。文化线路包含交通线路本身、与功能相关的有形要素、见证交流和对话的无形要素、文化线路的环境背景与线路城镇③。“万里茶道”属于文化线路遗产，遗产构成包括：运输茶叶的水陆交通线，线路上的各类主体创造和传承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茶叶生产、运输、交易、消费而依托的沿线自然和人文环境，道路形成变迁过程中诞生的城镇。在既往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部分线路段探讨万里茶道的遗产构成与保护、社会价值以及节点市镇等问题，相关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也较为多样④。但未见有专文从宏观上对“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及价值进行概论性、总体性论述。笔者以为，“万里茶道”虽然由历史上的各茶叶线路组成，但它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文化概念，成为被世界所认同的文化遗产，一定具有独特性、真实性、整体性的意义。《文化线路宪章》所提供的“文化线路遗产”的视角为我们对“万里茶道”进行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据此对“万里茶道”的形成、显著特征及时代价值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学界关于“万里茶道”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一、从历史遗迹“茶叶之路”到文化线路“万里茶道”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树栽培历史悠久，“距今至少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⑤。“万里茶道”从历史渊源上看，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唐代，饮茶之风从南方传至北方，南方茶叶开始贩运到北方，“茶兴于唐且盛于唐”⑥，但唐代“茶马互市”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宋以后，“茶马互市”成为经常性的贸易活动，“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⑦，从此，南方茶叶大量运销西北、边疆乃至域外。茶叶在国内各地流通的同时，也不断向海外传播，最先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次为东南亚、南亚国家，最后传至欧洲等国，“世界上各个产茶国家不是直接就是间接从我国引进茶苗茶种”⑧。1616年，俄使泰奥门尼茨(Tyumenets)将华茶作为给沙皇的礼物从中亚阿丹汗国(Altan Khan)带回俄国，被认为是华茶入俄之始⑨。此时输入俄国的华茶数量少，属间接输入，且这种传入方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正式拉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随后，俄国使团和官私商队纷纷到北京进行贸易，开辟出3条中俄贸易路线，即西线：北京—蒙古—哈密—吐鲁番—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中线：北京—张家口—库伦—外蒙古—色楞格斯克；东线：北京—赤峰口—内蒙古东南地区—齐齐哈尔—海拉尔—尼布楚⑩。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其中规定：两国人民带有往来文票的，允许其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得到官方认可后，通过东线的中俄贸易迅速扩大，茶叶贸易额也不断增加，贸易中心在北京，称“京师互市”。在18世纪前20年，中线贸易有所发展，以库伦为中心，称“库伦互市”。茶叶通过上述路线进入俄国，俄国人也因此增加了对茶叶的认知，后因边境形势恶化，互市一度中断。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除两国通商外，两国边境地区之零星贸易，应于尼布楚、色楞格两处，选择妥地，建盖房屋，以准自愿前往贸易者贸易”(11)。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中断的互市贸易并开辟恰克图市场。此后中俄边境保持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发展提供了条件。恰克图贸易的繁盛，吸引了众多商人前往互市。至18世纪末，俄方已组成六大商帮(12)，俄商队到北京需沿以下路线：恰克图—买卖城—库伦—伊罗河—张家口—北京(13)。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商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晋商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经商传统，垄断中俄茶叶贸易，开创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贸易格局。史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14)，这一时期，输俄华茶主要来自福建武夷山，运输路线有2条：一是武夷山—淳安县—富春江—杭州—吴淞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二是崇安县—分水关—铅山县—信江—鄱阳湖—九江—长江—武昌—汉水—樊城—河南—泽州—潞安—平遥—祁县—太古—忻县—大同—天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15)。除武夷山茶区外，输俄华茶还来自湖北羊楼洞茶区，同治《崇阳县志》记载：“今四山俱种，山民籍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16)晋商采办茶叶后，运至汉口与武夷茶汇合，一起运往恰克图。茶叶运至恰克图后，转卖给俄商，由俄商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俄境内的运输路线有2条：一是：恰克图—色楞格河口—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鄂毕河、叶尼塞河—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堡—上图里耶—索利卡姆克—凯村—索利维切戈茨克—大乌斯秋格—雅罗斯拉夫尔—圣彼得堡(17)；二是：恰克图—色楞格河—伊尔库茨克—安加拉河—叶尼塞斯克—凯姆河—科尔帕舍沃—鄂毕河—汉特·曼西斯克—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图拉河—彼尔姆—卡马河—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莫斯科—圣彼得堡(18)。以上贸易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太平天国控制江浙赣地区后，晋商前往武夷山茶区的茶路受阻，武夷茶供给困难，茶价大幅上涨，晋商遂将目光转向已有茶叶贸易但尚不是重点区域的两湖茶区，采购两湖茶运至恰克图冒充武夷茶出售，销路甚佳。于是茶商纷纷公开出售两湖茶，而出售武夷茶之茶商损失惨重，俄罗斯市场之武夷茶渐为两湖茶代替。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规定：俄国不仅在中俄边境指定之地点可以贸易，各通商口岸亦可通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商获得到北京、张家口、库伦等地贸易的权利。1861年，汉口开埠。同年，俄政府允许由海路输茶入欧俄。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其后又不断修订。上述系列事件使以恰克图为贸易中心的中俄贸易体系发生变化，中俄茶叶贸易体系随之发生如下变化：一是俄商依据条约特权深入中国内地采办茶叶；二是汉口取代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三是重塑了中俄茶叶贸易网络；四是茶叶贸易的主导权发生转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将中俄茶叶贸易限制在边境互市口岸，恰克图贸易繁盛。但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的权利，俄商凭借其特权深入中国南方产茶区设厂制茶，收购、贩运茶叶，晋商主导中俄茶叶贸易的地位逐渐被俄商取代。汉口依靠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长江沟通宁红茶区、羊楼洞茶区、安化茶区、宜红茶区，汇集上述茶区所产之茶，由陆路、水路或海路输往俄国各地，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中转站，被誉为“东方茶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