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0)10-0120-12 引言：作为集体记忆的国家记忆 从本质上讲，国家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然而，有研究者却认为，“根本没有集体记忆这回事”，因为记忆具有明显的隐喻性，集体记忆只是一种对“历史理解”的修辞化表述，而且不存在“群体”或“集体”这样一个能够作为记忆主体的“身体”。①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把“集体”和“记忆”这两个概念都极端化了，其实这恰恰证明了集体记忆的重要特性，即交互性或社会化维度。而从交互性和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国家记忆就是一种集体记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家”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个人，或者国家记忆就是个体记忆的数量级相加。更恰切地说，“国家”作为记忆的主体，是集体性的主体、象征性的主体、功能性的主体。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②。因为尽管任何记忆的发生都基于个人，但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任何个体记忆都必须被放置在一个集体的框架或结构中才能被讨论。而与个体记忆更倾向于记忆的内在维度不同，集体记忆强调的是记忆的外在维度，是既包含记忆的事实也包含对事实之解释的、整体性的记忆系统。所以说，国家记忆之“国家”是一个集合性的名词，它不仅指代被强制代表的所有国民，而且也强制性地规定了国民的记忆内容与记忆方式，可以认为，“国家”既是集体记忆的主体性基础，也是这一集体记忆的核心功能。 “国家”作为记忆的主体或称“国家”的主体性，实际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国家如何生产知识、理解历史？(2)国家如何运用权力、建构记忆？(3)国家如何规范道德、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问题都关系到国家对记忆的规定、建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施记忆政治的问题，它们的答案互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如果围绕记忆粗略地概括，第一个问题意味着国家如何规定和运用记忆，第二个问题指向如何形成国家记忆，第三个问题则等同于提问国家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本文就从尝试解答这三个问题入手，整理和辨析国家记忆的形成、界定及其现实意义。 一、国家记忆=“国家化”的记忆 从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关系来看，国家记忆其实首先就等于把记忆“国家化”。这意味着：其一，记忆必须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可被公开谈论的公共性话题，由此才可能使过去被共享、历史遗产被共同承担，而“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才具有事实基础。其二，记忆必须被制度化，这是“国家同一性”的现实体现，也是所谓“国家意愿”可能被呈现的前提条件。其三，记忆必须被文本化，就是说记忆应当能够被叙述，成为叙事学分析的对象，这是记忆得以被反复提及和重复构建的理论基础，而无论是在涂尔干还是其弟子哈布瓦赫的理论中，“重复”都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必要因素。 “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也是一个抽象的制度化“身体”，这一“身体”的记忆就建立在体现为众多差异化个体的意识及记忆的交流基础上。关于个体意识及记忆的交流，哈布瓦赫将之称为个体记忆的社会方面，保罗·康纳顿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的记忆方式，阿斯曼夫妇称之为交往记忆，都是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化维度的有力证明。集体记忆除了社会化的维度之外，还必须有情感的维度。因为情感有助于“为记忆提供一个范围”，而“没有一个范围，记忆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就缺少关联和意义”，“只有以情感为支点的交流形式才能为交往记忆带来结构、看法、关联、界定和范围”③。 社会化维度推动个体记忆的交流和互动，情感维度促成建立真正的关联和意义。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国家记忆也基本具备了社会化和情感两种维度，即通过情感的作用把分散的个体联结或黏结起来，使个体及个体记忆都被社会化，使集体因此获得统一和聚合。德国记忆研究者扬·阿斯曼就直观地把这个记忆形成过程称为“记忆黏结”。黏结是一种“规范”或“契约”，个体的黏结是“人的归属意愿”与“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本质”④对其自身的要求，它关涉到责任和文化的约束；而集体的黏结是“一种以建立文化上的连接和整合为目的的努力”⑤，是保证集体内部观念一致、集体成员拥有共同身份和观念的力量。按照阿斯曼对黏结记忆的界定，我们可以得知，国家记忆就是一种作为社会强制力量的集体记忆或黏结记忆。 个体之间的交往是形成集体黏结的必要基础，集体黏结其实就是在集体中有一种“共同性”，它汇聚了众多差异化的个体记忆，突出了某种共同的倾向或兴趣，并以此为向心力，吸引这个集体的所有成员都去关注、讨论，记忆因而被“反复提及和重复构建”，最终形成“共享的”记忆。 对于国家记忆而言，它的共同性显然是以国家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的范围甚至更宽广更深远，后者更接近于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⑥，即不仅与现实密切关联，而且更多地指向过去和传统，是“专职的传统承载者”，是以文字、图像、身体、仪式等各种形式对传统进行“象征性的编码和展演”⑦的行为及其结果。但国家的历史并不一定会被全体国民所共享，因为历史往往无比庞杂，像是“未被规训的领地”，也像未被整理和提取的“档案”。只有当历史与现实碰撞时，或者说，当历史在某种现实语境中被激活、被反复地重提甚至更新时，当这种现实涵盖了几乎全部国民的政治需求及情感需求时，共同的历史才有可能成为共享的记忆，成为国家层面的记忆。可以说，国家记忆总是在现实需求与国家历史之间不间断地往返逡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