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9-0023-08 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化”既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又是常用的概念工具。在既往研究中，仅从“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来看，学界对其研究就包含了“宗教中国化说”[1](p15)“十月革命说”[2]“中共成立说”[3]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实早在“东西文化论战”之初，“中国化”话语就已初现端倪，并以复古的姿态在古今中西文化的较量中登上历史的舞台。以此语境为线索，可以按图索骥地探知——“中国化”命题形成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成熟和完善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理念与方法。这一曲折历程，可以概说为——从文化概念到学术概念再到科学概念。其整体转向，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殊性理论身份的合法关照，另一方面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文化“他者”合理而有效嵌入并“化”中国的有力诠释。从概念史的视角，充分挖掘“中国化”语义背后之广博的学理资源并透析其生长空间，将有益于今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繁荣发展。 一、滥觞于“文化”：“中国化”以复古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化”概念历史起点的界定，尚未有统一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化”这一彰显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精神之概念的滥觞，首先就应建立在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且与复古式的文化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随着“天朝上国”迷梦的破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文化仍然蕴含其中，这就导致古今中西文化的较量与抵牾，亦被称为“东西文化论战”或“中西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焦点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新旧文化的关系如何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何方，其论战规模、深度、时长皆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前所未有。“这场文化论战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其最终结果指向的是，“中国化”概念的初步线条得以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埋下伏笔。 而在“东西文化论战”以及文化复古思潮的背景下，与当时“全盘西化论”背道而驰的中国学者们将“中国化”的原初语义阐发为“中国古典文化”与“中国同化外来文化”，但二者皆毫不例外地陷入了文化复古的价值取向之中。“中国古典文化”即指中国传统文化，复古派主张应继续发挥其作用，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国同化外来文化”则指的是中国对于外部传入的文化，在封建思想的作用下，部分中国学者仍然固守原有的文化，并坚持用中国文化同化外来文化。 (一)以“中国古典文化”释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派别林立，且各派别间的文化选择各不相同。其中，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派主张墨守封建传统，不接受任何现代化的思想和方案；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则主张“少许改良”中国社会，不支持“根本改变”；以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认为应把儒家文化推向世界，同时中国可以接受西方文化但却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和完全效仿。1920年，受“论战”的影响，“东方化”“民族化”“中国化”等概念破土而出。梁漱溟在论及“东方化”时，提出“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地抛弃”[5](p7)，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在他看来，对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应持如下态度：一是不能采取印度人被西方强占而彻底西方化的态度；二是接受西方文化，但不能全盘照搬，而要改造地接受；三是批判地秉受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不再“做梦”和“发呆”。同时指出，“东方文化的两大支，是中国化和印度化”[5](p11)，而“中国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5](p60)。很显然，这里的“中国化”是“东方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代指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赞成中国文化未来可以“翻身”的说法，但也认为“中国化”是一种缺乏“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精神的“古化”。 1923年，恽代英在写给余家菊、李璜的信中，对上述观点示以赞同，认为“中国今日亦应将所谓中国化，暂为搁下，而采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态度”[6](p398)。他继而深刻地指出：“我以为由此数语，可知景陶兄与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见，决不望此时以无入而不自得的东方文化……然而在与此西方化接触的时候，仍提倡他们保存那种中国化，更是不妥。”[6](p399)恽代英在梁漱溟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中国化”的批判态度。其实，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就已提出其批驳东方文化的观点，他指出：“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7](p207)这里，“东洋文明”即东方文化，因东方文化静态的生活方式正日益走向衰落，使得李大钊对其持批判之立场。整体而言，新文化运动前后，学界对“中国化”普遍持批判、否定的姿态，是基于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愤慨情绪上的极端心态，以致感性战胜了理性，而错失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分析。应该说，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化”的概念在学界开始出现，但主要还是以中国古典文化的身份出场，并待之以批判、斥责的态度，所以可谓之“中国化”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