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举国体制作为我国科技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制度与运行机制，是哲学、经济、科技等学界理论工作者和科技管理领域工作者长期争论的话题。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后，学界开始较多地关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问题，撰文讨论“科技举国体制”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并提出了“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概念[1-13]。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科技举国体制”的认识存在分歧，有关概念仍模糊不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有关“科技举国体制”的问题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理论梳理研究尚待补充完善。本文从“科技举国体制”的概念内涵入手，考察“科技举国体制”在苏联、美国和日本的不同表现形式，然后回顾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选择，探讨当前中国构建“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出路。 1 科技举国体制的概念由来与内涵特征 “科技举国体制”是21世纪初中国学界正式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其产生有其历史渊源。 1.1 概念由来 “科技举国体制”的核心概念是“举国体制”，其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竞技体育领域，后来逐渐被引入产业界、科技界。 1985年曹湘君在《体育概论》教材中正式提出“举国体制”的概念，用以指代我国体育的组织管理体制，是一种“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政府领导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相结合的举国体制[14]”。2003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的李志坚对“举国体制”概念进行界定，指出“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15]”。但这一时期“举国体制”的提法主要在体育领域传播。 “举国体制”概念最迟于1995年被引入产业界。1995年3月5日，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殷瑞钰院士在第五次全国连铸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连铸机国产化的能力又有提高，贯彻主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建立举国体制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16]，这是产业界首次用“举国体制”来概括其技术革新采用的全国行动的组织形式。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体制”，中国钢产量在1996年超过1亿吨，迅速跃居世界首位。 随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发布，部分学者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表现出担忧，并引发讨论。2009年3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代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发言时指出，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突破原有的科技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层面的障碍，建立组织高效、责权明晰、监督有力、运行通畅的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并建议借鉴“两弹一星”和北京奥运的成功经验，建立举国体制。2010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举国体制”的提法。此后，“举国体制”概念逐渐为人所知，并迅速成为哲学、经济、科技等学界理论工作者争相议论的重要话题。 1.2 内涵特征 学界对“科技举国体制”概念的内涵展开了热烈讨论。钟书华认为，“科技举国体制”是一种“计划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必然选择，并指出科技举国体制既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也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不仅苏联、中国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重大科技项目采取了举国体制，而且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所实行的也是高度计划的科技举国体制[1]。樊春良则认为英美等国的“举国体制”仅是存在于二战时期的战时动员模式，至于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只是一个特殊研究计划，相比其他大科学项目，投资不大，属公私伙伴关系而非“举国体制”[2]。杜宝贵和黄涛等学者认为“科技举国体制”是一种用以统一配置一国范围内各类资源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称，该体制具有“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或根本目标”“以国家强制力为基本保障”“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要手段”等特征。该定义强调国家在“科技举国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黄涛还强调了“科技举国体制”适用于“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科技领域或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陈华雄和吴家喜则将“举国体制”界定为“一种以政府主导，组织全国优势力量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特殊组织模式[17]”。该定义强调了政府在“科技举国体制”中作为组织管理者的主导地位，强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目的。从这些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学界对“全国范围各类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等特征已基本达成共识。 除上述共识特征外，“科技举国体制”还强调了“计划性”和“举国”的特点。其中，“计划性”表现为国家层次和项目层次的科技计划的差异。前者的主体是国家，核心是国家层次的科技发展规划与科技计划。后者的主体是研究所和实验室等各类科技战略力量，核心是从项目层次出发，保障具体科学任务顺利开展的组织实施计划。举国体制下的计划首先是国家层次的科技规划，项目层次的科技计划只是它的延伸。“举国”作为范围限定词，是“定性”词汇，核心是强调对一国优势科技资源的整合。从这个意义上看，否定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属于举国体制的依据并不成立。因为，尽管“第五代计算机”的总投资不多，但在通产省强有力的支持下，日本在1982年成立的新一代计算机财团ICOT研究所是世界上一个以第五代计算机为开发研究目标的研究机构，聚集了富士通、日立、日本电气、东芝、三菱、冲电气、夏普、松下、日本工业技术院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和日本电话电信等重要电子企业的一大批中青年计算机研究工作者[18]，代表了当时日本计算机领域的主要优势科技资源，因此，“第五代计算机”也是日本“科技举国体制”的一次具体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