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20)05-0001-10 传统诗学中有“诗能穷人”“诗能达人”等观念，女性文学中也有“才女命穷”“才女福薄”“诗以穷工”“福慧双修”等与之相对的诗学观，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传统社会中，“诗歌为许多士子带来的恰恰是幸运，而不是厄运。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当时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工具。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民间社会，能诗是一种荣誉，也具有很高的才华显示度。文章之士通过考试能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文人也是少有的‘幸运’者”，“古代诗人遭受厄运的毕竟是少数，而为诗所‘穷’，纯粹由于写诗的原因而遭受厄运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所以如果从数字统计的角度来看，诗歌和‘薄命’是没有必然关系的，诗人薄命并不是普遍的事实，而仅仅是片面的真实”。[1]古代文人士子若能诗，在唐代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明清虽以诗为小道，但能诗同样可获得社会赞誉。才女闺秀则不同，虽才学出众，但却无缘功名；即便凭才学获得肯定，也须忍受逾矩的指责。深入研究女性文学生态，就会发现“才女命薄”“诗能穷人”与男性诗人薄命的片面真实不同，这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真实。但恰是在这样充满穷愁的女性文学生态中，却孕育了数以千计的女作家，她们践行着“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观，明知“诗能穷人”却勉力为之，不仅创造了清代辉煌灿烂的女性文学，更彰显了才女对文学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是她们强烈文学自觉的集中体现。惟其如此，闺秀诗学中的“诗能穷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才更具研究价值。 一、“才女命穷”与“红颜薄命” 从古至今，能诗都是公认的才女特征。谢道韫被称为柳絮才女，就是因其吟出了“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咏雪丽句。胡应麟《诗薮》云：“汉以下妇人能文甚众，而有集行世，则六朝为多。”[2]254六朝时能文有集的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谢道韫为代表具有林下之风的才女；一类是以张玄之妹为代表具有才质贤德的闺秀。《晋书》载王凝之妻谢氏云：“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3]2517闺房之秀顾氏与有林下之风的谢道韫代表了两类知识女性：才女与闺秀。才女的特质是能文有诗才，论者更关注其作为文学女性个体的才华；闺秀被关注的首先是其社会身份及与身份相配的妇德，然后才是文学才能。《光绪富阳县志·列女志》曰：“闺秀，盖德以才著者也。”闺秀遵循妇德而被社会赞扬，才学只是其德行的一部分。章学诚《妇学》云：“古之贤女，贵有才也。”贤女之才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妇学之名，见于《天官》内职，德言容功，所该者广，非如后世只以文艺为学也”；“妇学之目，德言容功。郑注：‘言为辞令。’自非娴于经礼，习于文章，不足为学”。贤媛闺秀的性格多“安常处顺及以贞节著者”；其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阃外”。[4]66-68才女则“偏于华采”，大多喜“争于风气，骛于声名”。华希闵《广事类赋》卷十九《闺阁部·才女》有“书答秦嘉，写花笺而寄恨；机成苏蕙，托文锦以传情”，可见才女书写的主题多是“寄恨”“传情”。彭玉麟《絮香诗稿序》说：“《诗》三百篇，半女士所作也。自古迄今，能诗者谓之才女，然或有才无节如文君、文姬、朱淑贞之流，虽有才，曷足贵哉!”[5]为人熟知的才女如文君情动、文姬失节、清照再嫁、道韫天壤王郎之叹与小郎解围之智，都属于妇德缺失。 明中叶以后，对才女的关注从妇德缺失逐渐转向“才女福薄”“才女命穷”，故而“夭折当年”常与才女并题。胡应麟《诗薮》说：“若陶婴、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苏若兰、刘令娴、上宫昭容、薛涛、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无出此十数辈，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当年，或沉沦晚岁，或伉俪参商，或名检玷阙，信造物于才，无所不忌也。”[2]133这类话语的提出与论者将才女和美色相系联有很大关系。叶绍袁提出德、才、色为女子“三不朽”，将才、色作为品评女性的重要标准。章学诚说当时品评男性“不曰美好如女，必曰顾影堪怜；不曰玉映冰肤，必曰兰薰蕙质”，而“其叙述闺流，强半皆称容貌，非夸国色，即诩天人，非赞联珠，即标合璧，遂使观其书者，忘为评诗之话，更成品艳之编，自有诗话以来所未见也”，[4]78才女或堪称“国色”，或见者惊为“天人”，而“红颜薄命”因此便与“才女命穷”紧密相连。红颜薄命之说出自《汉书·孝成许皇后传》：“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6]红颜之所以薄命，是因为过于展露自身容貌而遭受贬抑；才女则因过多显露自身才学而招致厄运。明末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才女多是“福薄命穷”的典型，因此，“才女福薄”“才女命穷”便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 提起明末才色并茂、德容兼备的叶小鸾与冯小青，人们就会感慨“女子有才则命运多舛”“女子有才则命薄”。冯小青兼美貌才情于一身，陆繁弨《题小青焚余卷后》云：“少长名区，夙标慧性，凤音细啭，能绕梁尘，鸾袖轻翻，宁夸赵步。笙授仙人之指，瑟传帝女之声。加以体似惊鸿，身轻飞燕，妆成点额，蝶欲寻花，剪就垂髾，蝉来饮露。明珠十斛，未能买其回头；南楚百城，何足赏其一盼。”[7]可想见小青的美貌。《虞初新志》载：“(小青逝后)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书，共十二篇。……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8]可知小青亦雅擅诗文。叶小鸾“才色并茂，德容兼备”，才学为时人及后世艳称。母亲沈宛君赞扬她“鬒发素额，修眉玉颊，丹唇皓齿，端鼻媚靥，明眸善睐，无妖艳之态，无脂粉之气，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清，林下之风，闺房之秀，殆兼有之”。[9]小鸾才色并茂且早夭，给后人留下无限诗意想象的空间，甚至《红楼梦》中黛玉的形象也受其影响。清代被歌咏的才女非常多，但影响无人能出叶小鸾、冯小青之右。 清代才女命穷福薄的亦不在少数。《清代闺秀诗文集丛刊》中确知生卒年的才女作家约有230位，未满30岁即去世的80多位，约占总人数的35％；50岁至80岁去世的约80人，亦占总人数的35％。值得注意的是，长寿的才女中至少一半或早寡，或遭家庭变故。尤其是在清初及清中叶，才女因社会动荡而生活困苦、流离失所的现象极为突出，《闺秀诗话》开篇即言“才女命穷”，诚非虚语。以著名的袁枚女弟子群为例，也可看出“才女福薄”是真实的女性文学生态。袁枚女弟子中最著名的当属“闺中三大知己”。《随园诗话·补遗》说：“余女弟子虽二十余人，而如严蕊珠之博雅，金纤纤之领解，席佩兰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闺中之三大知己也。”[10]三人中金纤纤25岁病逝，严蕊珠20岁未嫁早夭，被袁枚赞为“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之一的孙云凤所嫁非偶，其夫见笔砚辄憎。后云凤无奈返归于家，“二十年中，裴回身世，于家门之荣落、骨肉之聚散、人事之易变，轸纡结轖，一寓于词”，“音多凄婉，其所遇然也”。[11]271云凤妹云鹤亦“所适不偶，故多幽怨语”。[11]272著名才女汪玉轸所适不偶，卖文以自活；吟唱“不是嫦娥甘独处，有谁领袖广寒宫”的骆绮兰30岁守寡；才女廖云锦亦早寡，而“其悲愉愁苦之怀，每见之咏歌嗟叹”；归懋仪“穷老且病”，以闺塾师为生。所以时人感叹道：“诗人少达而多穷，不独士林已也，即闺阁中亦或有之。吾乡近日如织云(廖云锦)之抱疴云间，佩珊(归懋仪)之寄食吴下，论者动以欢愉之言难副，愁苦之音易工也。”[12]袁枚女弟子中似乎只有席佩兰、钱孟钿、潘素心等少数人可以称为福慧双修，而早夭、守寡、所嫁非偶则是才女普遍的命运。丁月邻母女“两世才媛，一则茹荼盐胆，霜辛露酸；一则白发青裙，笔耕烟耨，亦可伤矣”。[13]1176张绿筠所适非偶，“其满腔幽怨之旨，无处发泄，悉达诸毫端，流露于字里行间，读之令人弗怡。《春闺》云：‘湘帘崒地掩重门，病起伤春拭泪痕。小院斜阳人寂寂，一抔香土葬花魂。’红颜薄命，钗愁鬟怨，亦可慨也”。[13]1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