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20)05-0088-10 20世纪后期，历史、文化、艺术、思想、政治等领域提出了“情感转向”和“情感学”，情感研究成为新的学术问题。相对于历史学的“情感史”研究、政治学的“情感政治”研究、人类学的“情感人类学”研究，中国文学在“情感”研究方面用力颇多，从先秦“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近现代西方“移情说”的引入，尤其是在对具体作品“抒情性”分析以及有关“抒情传统”争论方面获得的成果尤令人瞩目，但就史传而言，很少有人从“情感”层面展开研究。本文以明代内阁首辅传政治化情感及其表达机制为研究对象，尝试发掘首辅传中“情感”与“权力”“礼制”的复杂关系，寻找一条由“情感”来窥探首辅传政治化情感及其表达机制的路径，将首辅传研究由过去的“史料或史实研究”转化为“主体情感研究”。 明代内阁首辅传作为史传的一类，是史学、政治学、思想史、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三方面展开：其一，历史研究，将首辅传作为政治家的史料来源，从历史学角度切入，如对杨廷和、严嵩、张居正等个案研究；其二，事件或制度研究，将首辅传作为政治事件或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如《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明嘉靖朝政治文化》《明代内阁制度史》等；其三，“传叙文学”研究，从文学角度展开，如朱东润《传叙文学底尝试》(重点探讨张居正传)等。这些研究存在着将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与传记书写割裂开的“二分法”思维模式，也就是把传记的政治内容与文学形式分隔开，将二者作为互为背景式的存在：研究文学往往把政治作为宏大叙事背景，研究政治或历史事件则把文学作为表达内容的方式。若单从文学角度来看，首辅传的文学性不强，以纪实性、非虚构性为主；若单从政治行为来看，首辅与皇帝的文学活动，诸如诗文倡和、画卷题诗、应制之作等作品会呈现出首辅谄媚皇帝、以诗文粉饰太平、歌功颂圣的结论，为此这类传记一直不被重视。其实，首辅传作为政治家的传记，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从“政治化情感及其表达机制”切入，以“情感”为抓手，打破政治与文学的学科壁垒，探讨首辅传政治与文学的“一体性”，将情感与政治作为互为生成关系的存在，可以改变相关研究的碎片化、“二分法”思维。 首辅的政治化情感是一种“情感政治”，与国家政治、经济政治、管理政治等有很大不同，如不关注这类传记的“兼性”特质，仅从政治层面来研判就会得出非文学性的观点；仅从文学角度来看也会得出艺术性不强的结论。简单来说，皇帝与辅臣的诗文倡和不仅仅是文学娱乐，政治也参与其中，君臣通过诗文媒介获得了文化认同和情感交流，为国家治理从文化心理层建构政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一、《首辅传》：政治的也是文学的 明代内阁首辅传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学的，此类政治家传记可以被归入朱东润所说的“传叙文学”，“传叙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是史，所以在材料方面，不能不求十分的真实。传叙文学失去了他底真实性，便成为《毛颖传》《蝜蝂传》《鲁滨逊漂流记》，文字尽管是好文字，但是我们不能承认这是传叙文学。”[1]朱先生强调传叙文学的“真实性”，是指史料的“真实”，而非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真实。首辅传既然有文学属性，而文学“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功能由来已久，这意味着那些不具教化功能、不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内容就难以进入首辅传，与教化或重大政治事件无关的私人琐事难以进入首辅传。梁启超强调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云：“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于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看出最真切，故能有此言。古者以诗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谓以诗教也，谓美感之能使社会向上也”[2]。文学的教化功能往往与政治彼此渗透，陈独秀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因首辅传的政治属性担负着社会教化功能，因此首辅传的叙事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产生重要影响，首辅传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首辅传中的情感故事关涉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培养，尤其同一传主的不同叙事，从个体、集体、国家等视域进行的讲述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明代内阁首辅传中首辅的情感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处于权力高端的首辅不仅需要高智商，而且需要高情商。从科举考试脱颖而出且经过翰林院多年训练的内阁首辅事理练达，通晓人情，能够以高情商来处理和应对各种政务。首辅内心情感既有属于公共空间的表达，也有属于私人空间的话语，然而两者界限并不分明，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进行切换。首辅忠孝、颂圣、歌咏太平、尊重礼法、重视道德等内容已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化为“无意识”行为。首辅的政治权力与公共情感、个人私情已“一体化”，感知世界的方式及情感表达已政治化，时而是政治权力对个体情感的压制，时而是政治权力对个体情感的放大，如此，首辅情感如何被体验、被表达成为传记书写者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书写者与书写对象是对象关系还是表现关系，两者处于同一世界，还是作为被写作的对象?明代内阁首辅与皇帝、同僚、亲友等如何进行情感情绪的交流和互动也变得非常值得关注。政治人物情感情绪变化的背后是历史文化、政治生活、社会关系的反映，情感的喜怒哀乐是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晴雨表，也是社会教化和政治训练的结果，《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人之七情，未发出来的本体状态“谓之中”，发表出来的现实状态“谓之和”，七情的表达需要政治训练和社会教化，与现实场景有密切关联。个体情感的产生、内容及表达既是生物本能，更受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首辅传中首辅与皇帝、同僚、亲友之间情感的内容和表达较为丰富，皇帝通过物品的赏赐、特殊待遇的给予等方式显示出对首辅的特别关爱，还通过贬官、廷杖、杀戮等表达对首辅的不满、憎恨和威慑。首辅通过奏疏、献瑞、献诗等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忠心，辅臣之间通过诗文唱和、游宴、赠物及共同爱好的培养不仅表达彼此亲近之情，还建立起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然而首辅处于权力高端，与常人有很大不同，为此，首辅情感的内容和表达有别于常人，尤其是在“夺情”等事件中更是如此，首辅的家事与国事纠缠在一起，政治权力与首辅个人情感彼此不分，私人情感往往潜藏在公共权力的背后，以公共权力来攫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公权”私用有时也是一种“无意识”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