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社会理论空间 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使得这个古老国度向现代的迈进愈发艰难。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23岁的丁玲在北京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于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篇评论文章称，在丁玲早期的四篇小说中，这一篇最能代表其“新女性派”风格，同时也“最能代表她在时代上的位置，是她作品中最精彩的”。并且，评论者还高度赞扬了丁玲作品对于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好似在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毅真，1930）。 这篇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莎菲爱上了一个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后又厌恶其没有精神追求、因而离开的故事。作为丁玲早年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对女性欲望的大胆描写，以及文章不自觉地显现出的颓废与虚无，与丁玲中后期更关注无产阶级与革命的作品在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也正因此，这篇小说近年来“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核心经典文本，而其形式与主题上的创新也获得了海量的评论”（李海燕，2018：132）。特别是小说所提供的有关女性欲望、身体与主体性的讨论空间，几乎是所有海内外研究者都敏锐觉察到的。90年代，随着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热潮”，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思想研究（周蕾，2008；刘禾，2002；刘剑梅，2009；白露，2004；李海燕，2018；颜海平，2011；高媛，2009）。同时，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文学研究（孟悦、戴锦华，1989；郭冰茹，2009；陈宁，2011）。可以说，近三十年来，学界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的文本解读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初期女性主体性问题和女性生命经验的一系列思考。 概观之，从性别视角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解读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分析路径。第一类是对莎菲所代表的新女性形象的内在矛盾性与局限性的反思。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白露重点分析了小说中女主人公莎菲“不安”的来源，她认为这种不断在日记中出现的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莎菲“既不能接受自己表达性欲的权力，又不能接受社会竭力对其性爱欲望的否认”（白露，2004：196）。也就是说，莎菲代表的是在自我欲望与社会意见之间“被扭曲”的女性个体形象，这一个体很难发展为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历程中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女性主义主体”。和白露的分析类似，孟悦、戴锦华的研究也关注莎菲身上的局限性，他们将之总结为一种“异化的欲望”，即莎菲身上的女性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男性都市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异化（孟悦、戴锦华，1989）。二十年之后，日本研究者高媛也同样使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形容莎菲深陷困境的形象（高媛，2009：270）。 与第一类研究路径不大相似，第二类研究虽然也承认莎菲这个新女性形象在欲望上存在的困境，但是他们更努力地从文本中寻找出路，以及寻找莎菲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政治性意涵。比如周蕾虽然也认为“莎菲的性挫折与她身为中国女性而受到数个世纪以来有关性礼教拘束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周蕾，2008：253），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莎菲视为不成熟女性例子的阅读方式”（周蕾，2008：255）。她提出了另外一种阅读方式，将注意力转移到文本中一个年长女性蕴姐身上。认为莎菲与蕴姐之间的认同，不像异性之间基于差异和分化的欲望状态，而是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周蕾，2008：25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层面上的姐妹”作为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周蕾，2008：250）。又比如，刘禾从东西方遭遇时的性政治角度入手，认为凌吉士代表的“是一个拥有白种男人之性魅力的中国男人”，因而莎菲的幻想是一个弱势民族对西方这个宰制者的幻想。她还进一步指出，这并不代表莎菲只是一个简单的“被殖民者的立场”，恰恰相反，莎菲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和斗争性的被殖民者（刘禾，2002：248）。 第三类研究是本文获益最多，在研究视角上最为接近的一类研究。这类研究不仅考察女性的主体性与欲望，更试图将其放置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讨论。最为突出的分析视角是从反思资产阶级婚恋观对女性的不平等与“物化”危险，来讨论女主人公为什么最终厌恶凌吉士并选择离开。比如李海燕就指出这篇小说旨在批判小资产阶级婚姻作为一种“性契约”的不平等性（李海燕，2018：128-130）。颜海平也认为凌吉士的个人志趣包含着“一种无止境的、把人类的生命和其他资源据为己有和物化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同样暗含着把恋人莎菲也作为物化对象的可能性（颜海平，2011）。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文本放在其所处时代的爱情思潮中进行再考察，通过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双重建构，探讨爱情观所折射出的新女性人格特征。据丁玲回忆（庄钟庆，孙立川，1991：71），这篇小说是在两周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这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她的脑海中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就像她后来回忆时谈到的，莎菲那些有关爱情、女性欲望、精神恋爱的自白，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迷茫心理。三十年代的评论者曾感慨，这篇小说女主角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毅真，1930）。这种“异常的深刻”的“爱情观”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如同后文将要详细论述的，这种爱情观与“新女性”对于自我、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些新式女性的现代人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