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历史与理论背景 （一）海富润案包含的经验问题 清代国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焦点无疑是甘肃的军情和官场。前者的焦点是循化开始的撒拉回民的起义，后者则是遍及甘肃各级政府的冒赈案（杨怀中，1991；Akcetin，2007）。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年初，甘肃冒赈案中的基层贪腐官员基本审结，由回民起义和冒赈案带来的震动似有稍缓的迹象。入夏，途经广西的回民海富润被查出随身携带五种共二十一本伊斯兰教经卷，被广西巡抚怀疑是在传播刚被清廷禁止的回民“新教”。从广西开始，乾隆帝和督抚之间刚呈平缓的互动趋势又因此发生了变化。和此前的一年紧盯甘肃不同的是，从海富润案这个平淡无奇的案件开始的互动超出了案发地广西。先是督抚之间自发的行动，随之而来的是乾隆的干预以及各省督抚的重新表态。随着乾隆对卷入该案的督抚施以不同的抚、压手段，君权与督抚的关系表现出更为微妙的一面。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原籍广东崖州的回民海富润在途经广西桂林的时候生病，在住店养病的时候遭人告发。知县不敢怠慢，很快将案情上报到了桂林知府贵中孚。贵中孚审理后发现海富润所携带的经文二十一本为汉字经文《天方至圣实录》，作者是著名的伊斯兰经学家刘智和金天柱。然而，由于海富润在审讯中称该经得自祖籍陕西的回民袁国祚（袁二），审讯的桂林府官员大为警惕，将案情上报至广西巡抚朱椿。朱椿将海富润案定性严重，视为回民游走传播非法学说的行径，并且很可能与去年循化回民起义有关系（《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200）。在朱椿看来，所有与该书相关的人员，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序人，都应被传讯。不过，上述人员除了海富润都不在广西。朱椿行咨文至湖北、云南和江苏督抚，请当地官员协助拘拿办案。由于朱椿认定海富润随身携带的经文具有非法煽动的性质，在给没有涉案人员的省份的督抚发去咨文时，朱椿也提请督抚们注意“查缴回经”（《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200）。 从五月朱椿咨文各省督抚开始，海富润案就越出广西的范围，向着各省协力深挖的方向变化。当海富润案扩出广西而为各省周知的时候，皇帝与督抚的互动也随之展开。而本文经验部分的关注，正是乾隆四十七年的五月到十月之间由本案所引发的中枢（君权）与督抚之间的互动。这个过程在行动中一方面表现为各省督抚对乾隆上谕的陆续回奏，包括为回应上谕的质疑的奏对和主动的陈表，另一方面表现为乾隆帝对各省督抚的情况汇报与表态的点评。和发动案件的督抚正好相反，乾隆反对将海富润视为传播所谓甘肃回民“新教”的教徒，特别指出其随身携带的经书与上一年的循化回民起义没有关系，更反对各省以此为契机加强对伊斯兰经文控制。 然而，乾隆上谕中透露的最大兴趣并不是对本案的定性，而是各省为何介入、如何介入到本案。如下文所示，君权对在这一案件中的干预，首要不是针对案发地和涉案人，而是针对各个督抚的表现，特别是督抚如何应朱椿的咨文而动。经过18世纪督抚制度的发育，督抚已经成为省际政治运作和皇权与地方政治互动这一横一纵关系的交汇点（傅宗懋，1963）。督抚们彼此的关系要比省与省之间的行政互动更宽泛，更难规制，但又时时触动政治的神经（魏丕信，2003；Guy，2010）。到乾隆后期，部分是出于密折制度的变化，皇帝与督抚之间越来越无须借助此前的部院与督抚的权力平衡机制，有了更为密切且广延的互动（戴逸，1999：166-180；郭成康，2003）。更重要的是，皇帝会将督抚之间的横向关系作为考察个别督抚政绩操守时候要考虑的因素。这种考虑在18世纪后期突破了前期的旗汉督臣关系的范围（刘云波，2003），进而变成国家政治中的普遍问题（孔飞力，2014；刘文鹏，2014：29-33）。反之，无论是在督抚之间自发的横向关系中，还是已经确知皇帝意见之下，督抚的行为都会考量其行为在皇帝那里可能获得的反应，包括被用来和其他同级官员可能进行的比较（Chang，2007：45-50）。督抚一方面是疆臣，另一方面是皇帝的股肱心腹，集二者于一身，是家产制政治与科层官僚传统在18世纪结合的关键（Chang，2007：11-26；罗威廉，2013）。这两种身份的结合使得皇帝与督抚之间的君臣互动有更为复杂的意涵：两种关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同一事件总会否导致督抚应对皇权的选择有所分裂？君权对督抚的这种典型的试探、自保和攀比心理又如何利用？这是本文尝试在这个算不上大案的案件史中要探索的问题。 （二）等级关系中下级官员的行为与上下级互动模式 从集体行为及其传播的角度看，观察适当的参照群体，包括周遭条件与自身接近的群体并仿效其获得积极回馈的行为是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选择，也被组织行为研究常常证明（Rogers，2003；Hall 2010：79-81）。在政治等级关系（political hierarchy）中，突发情况或是模糊状态的存在-例如上级的偏好不明或者是纵向激励不清晰的时候-下级官员的应对方式会依据什么机制进行？选边（alignment）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即官员通过观察职位类似者的行为，特别是其行为在上下级互动过程中的结果，来确定自己的跟进方案（Ermakoff，2008；2015）。在其中，观望彼此的行为以及行为展开过程中的遭遇就非常关键（Ermakoff，2015：79）。选边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官僚行为在时序过程（sequential order）中的传播（Lohmann，1994；Biggs，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