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引起全球学界轰动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加剧且处于持续恶化之中，经济的制高点不只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据此他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皮凯蒂，2014）。这一说法表明，家庭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国内社会近年来也在热议“寒门能否再出贵子”“阶层是否已固化”等议题，这些话语的流行本身就反映出人们对于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不足的疑虑与担忧。阶层是否已固化，或者说在已经固化的社会结构空间中，自致努力对于地位获得还能起多大的作用？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 长期以来，社会流动研究的学者们主要的兴趣在于辨别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在个体成就获得中分别起多大作用的问题。相应地，也会形成两种社会不平等的形式：由环境因素和先赋背景导致的“机会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以及由自致性努力不同而形成的“努力不平等”（inequality of effort）（Marrero & Rodriguez，2013）。显然，先赋予自致两种因素在个体成就获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及其变迁，既决定着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地位流动机制，也是宏观层面衡量社会空间开放性和机会结构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然而，在以往的地位获得研究中，个体自致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误读了。例如，“新结构主义”范式强调阶级、经济部门和工作组织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Kalleberg & Sorenson，1979），忽略了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将教育等人力资本视为与家庭背景相对应的自致性因素，放置到对子代地位获得的解释中。但实际上，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自致性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父代与子代地位之间的传承和中介作用（出身通过教育而影响职业地位），而真正的自致性努力因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却并没有得到检验。 由此，本文在学理意义上承继传统的地位获得研究，将自致性努力这一重要的外生性因素纳入成就决定的解释中，构建更加符合逻辑的地位获得分析框架。这样既可以在学理上评估先赋和自致因素的相对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也可以在经验上回应社会舆论广泛热议的“阶层固化”的话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放置到不同社会世代上，以评估努力之于地位获得的群体异质性和时代演变性。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经典的地位获得研究及其局限 在地位获得研究中，布劳和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引领了一时的研究风气（Ganzeboom，Treiman，Ultee，1991）。他们以路径分析模型为工具，从微观层面探讨美国民众在职业方面的成就受其家庭背景和自身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有多大（Blau & Duncan，1967）。他们将个人的地位获得视为在其生命周期中顺次出现的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据此建立了一个将先赋性因素（父代职业和教育）和自致性因素（子代教育和初职）、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同时纳入分析的路径模型。尽管地位获得模型是有关个体地位流动机制的微观分析，但其研究发现仍不乏宏观意涵：个体的职业成就越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后天自致性因素，则意味着社会结构开放性程度越高。他们的经验发现显示，对子代职业成就影响最大的，首推子代的教育程度，其次是其初职，父代职业地位排在第三。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二战”之后处于成熟工业化阶段的美国社会，人力资本等因素比先赋性因素在个体职业成就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布劳和邓肯之后，一大批研究者致力于对这一分析模型的改造或拓展工作，这其中又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是在对地位获得模型提出挑战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即将个人特征属性之外的结构性因素（性别、种族、同期群、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体制和制度）加入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在“修补完善”的意义上发展衍生模型，如威斯康星模型，哈佛模型，赖特模型以及罗宾逊模型等（许嘉猷，1986：197-214）。 尽管经历了一些从结构性视角提出的质疑挑战和从社会心理视角进行的模型衍生扩展，布劳和邓肯仍然为地位获得研究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他们确立了一个微观视角的以家庭资源禀赋（父代职业和教育）和自致性努力（子代教育）双元驱动的理论模型。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讨论和拓展的问题。 第一，子代教育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和先赋家庭背景相对等的自致性努力因素，而是一个处于父代与子代地位之间、起到传承和中介作用的变量。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之所以成立，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即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而家庭背景因素在子代教育获得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Treiman，1970）。实际上，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扮演双重角色，它既是下层向上实现地位流动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或再生产的工具（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优势群体可以利用各种资源（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保证其子女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而劣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则因教育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无法向上流动的底层。尤其是在当下，教育越来越难以扮演“社会平等的调节器”角色，而日益沦落为“社会阶层分化器”（王悠然，2018）。因此，子代教育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外生性自致因素，而是一个同时受到家庭背景、个人能力、努力等因素影响的内生变量，一个处于家庭背景、个体努力和最终地位之间的中介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