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检视最近二三十年来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我们会发现，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政治发展在内的整个发展研究领域及其学科分支体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似乎都处于调整休眠期。表现在发展社会学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没有出现重量级学者，也很少看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而那些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七八十年代、盛于一时的几个重要的发展理论流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和解释力，被装入发展社会学的词典之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褪色状态。发展社会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深层理论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衰退景象，一般被学术界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理论主要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基于自身发展经验的提炼概括，其关于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命题体现出人类文明步入现代工业社会过程中诸多一般性的规律概括，对于发展中国家当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这种一般性的启示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移植和照搬即可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和转换，才能使其理论真正落地，否则便会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水土不服的窘境。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有论者预测出上述情况的出现，认为起源于西方的“传统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二元结构理论、原因理论、改造理论、克服发达障碍理论四种。新的发展理论则主要有依附理论、满足基本需求理论、国际关系结构理论和数学模型理论等。几十年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在一系列重要概念、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至今并无统一的学说，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指明道路”（刘佐、章俗，1992：20）。（2）就发展社会学的经世功能而言，因过度理论化和缺少现实的经验基础，而导致其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及其地方政府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明显开始减弱。正如有的论者所评价的那样，对于此种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来说，无论是事后解释还是事前预测，都难以令人满意（孙立平，2005）。可见，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衰退有其现实的背景依据和真实的理论困境。（3）从20世纪晚期开始，面对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几乎同步发生了剧变，表现出极为突出的交错性。虽然相比之下，早发、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社会总体发展行程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如何面对由信息技术带来的诸多复杂变化及影响却是二者所要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而发展社会学对于上述这些全新的发展问题却没有给予全力的关注，也没有做出及时而恰当的回应，从而使得学科建设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缝隙。 通过对上述情形的分析考察，我们可以对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做出不同路向的解释和判断。从消极的分析取向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伴随着20世纪晚期非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发展社会学似乎业已完成了自己所承载的特殊使命，其诞生期所追问的诸多问题也已分解到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中，开始进入曲终人散的学科终结期，应该宣告终结。而从积极的观点看，置身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人类社会似乎正面临空前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无论是全球化进程的顿挫，还是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蔓延，都使得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发展”必定会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词。近年来中国针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提出了“新发展格局”概念，以努力回应复杂的发展变局，便是明证。而日本则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针对其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到来而提出“发展的最小化”等发展模式，亦不失为回应社会发展危机的重要探索和举措。可见，相对于剧烈变动的世界发展格局，学术界的发展研究已远远落后于发展实际，亟待做出新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发展问题，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新阶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今天的发展社会学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再出发”的关键节点上，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整合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发展的种种理论资源和经验基础，去迎接复杂发展格局的挑战。 二、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拓展与主题转换 毫无疑问，发展社会学是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而展开其学科体系建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获得较为充分的展开，尤其是当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题的发展任务得以阶段性的实现和完成后，则必定会发生一系列重要的转换，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复杂转换过程的发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更新转换的必要性和内在逻辑。众所周知，发展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分支学科构成的一个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大家共同遵守着对发展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解，即所谓发展研究不是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为其直接研究对象和主题的。但进入新世纪初期，无论是世界总体发展格局的变动，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和发展状况的改变，都已发生了一些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换，由此便提出了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调整转换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