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组织教学、开展教研、培养人才的基本单元。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教研室为传统形式的基层教学组织为日常教学管理、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离不开基层教学组织的底部支撑。如何在历史发展和当前改革语境中重新审视基层教学组织的定位，破解发展的困境，成为本科教育质量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统教研室兴衰的再审视 高校教研室在我国已有7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是基层教学组织最主要的形态，对传统教研室性质的再认识有助于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一)苏联模式：传统教研室的组织基因 高等教育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理论与实际一致、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改革方向。[1]教研室作为苏联高校典型的基层教学组织形式被引介到我国。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0年间，来华苏联专家直接指导我国高校建立了384个教研室。[2]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高校建设的“母机”之一，在建校之初就将教研室建设作为学习苏联模式的重要路径，[3]“我们明确地规定了教研室是高等学校教学的基本组织。……教研室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教学，研究教学方法，并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培养研究生与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4]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建设乏力是当时高校面临的突出问题。教研室的建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抓手。1950年的《高等学校暂定规程》将教研室纳入高等学校管理的正式制度。该文件规定，“教学研究指导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集中课目之全体教师组成之；各教研组设主任一人，由校(院)长就教授中聘任，报请中央教育部备案。其职责如下：(一)领导本组全体教师，讨论及制定本组课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二)领导及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三)领导与组织本组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5]作为“舶来品”的教研室就此在我国高校中落地生根，延续至今。 基层教学组织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环节，是与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联系的。从组织理论来看，“作为社会的一个分系统的组织必须在整个环境超系统的制约下达到其目标。组织为社会完成某种职能；如果组织想成功地获得投入，它必须顺应社会的制约和要求”。[6]教研室的兴起得益于苏联模式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强势影响，而其后来的低潮也源自苏联模式影响力的衰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高等教育一开始选择性恢复了苏联模式，继而学习与市场经济对接的欧美高等教育模式，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最终后者逐渐占据了优势。在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大量教研室开始向研究所(中心)转型，如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在1980年从教研室转型为跨科系的微电子研究所。进入90年代后，向欧美学习和借鉴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流，[7]传统教研室在时代背景中愈发显得落寞。 (二)单位制：传统教研室的组织属性 单位制是教研室的组织属性，也是传统基层教学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8]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是最为典型的单位组织，教研室则可视为高校内部的“细胞”单位。从政治控制功能来看，组织教师进行政治学习是教研室自诞生之初就担负的工作内容。1953年至1954年期间，高等教育部先后召开了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议和全国政法教育会议，提出将“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列为教研室的常规工作。[9]潘懋元先生回忆当年工作情况时表示，很多教师具有欧美教育背景，对于教什么、怎么教才符合新的政治形势并不明确，而通过集体备课等形式可以为全体教师确立内容范围和教学规范。从专业分工功能来看，教研室不仅是教学基层单位，而且承担了科研工作的任务。《高等学校教学指导组各级教师职责暂行规定》《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是学校的基本任务，两者必须结合》等文件都要求教研室应当独立承担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经常接受产业部门和科学院所委托的研究任务。[10]从生活保障功能来看，教研室承担了与待遇福利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教学科研评奖甚至连工资和粮票发放都通过教研室来完成。因此，传统教研室是一个综合性的基层单位，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理解的仅仅承担教学任务的基层教学组织。它是高校内部微观的单位组织，承载了超出教学之外的政治、科研和生活等功能。[11]正是传统教研室所具有的单位制属性，使它能在教师的政治生活、专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的松动和项目制的兴起削弱了教研室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资源分配机制的变化和替代性资源的发展，使得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有所减弱，[12]由此带来了单位制的松动。教研室作为“细胞”单位的地位同样出现了动摇。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由“校-系(教研室)”二级管理转向“校-院-系”三级管理，管理重心逐步上移。教研室在人、财、物等事务上的权力逐步弱化，对成员的控制能力显著下降。同时，教学改革的项目制导向加剧了教研室功能弱化的速度。项目制是国家治理模式新的结构形态，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决定着国家、社会集团乃至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13]在教育领域表现为“项目治教”的现象。[14]以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等为代表，项目制主导下的教学改革具有竞争性、精英性、科研实力导向的特点。高校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入项目制主导的锦标赛竞争，而对基层教学组织的投入力度大幅减弱，教研室的发展困境进一步突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