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之后的二战和冷战在一定程度可被视为一战的延续。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格局星移斗转，与20世纪之初类似的权力格局似乎再现。不少政要、知名学者将当前的国际格局与大战前夕进行类比，提醒世人警惕权力转移进程中体系主导国与主要崛起国之间爆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②

      事实上，尽管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所谓“大国无战争”年代，但能够被视为体系一“极”的大国之间却曾多次爆发过能够对体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冲突(下文简称“体系性冲突”)。体系性冲突的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从未彻底消失。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致力于探索体系性冲突的成因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研究深入的需要，有必要将研究重点细化，探究体系性冲突爆发的具体时机③，这将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体系性冲突的一般性规律。

      回顾既有对体系大国冲突时机进行解释的动态理论时，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宏观体系结构的变动，关注体系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这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理论及预防性战争理论最具代表性。另一类理论相对微观，强调危机对于冲突尤其是战争的触发作用。这类理论在解释主要大国间何时易于爆发大规模冲突时，偏好从特定事件或国家间互动的角度切入，认为大国互动中由于过往经历的一连串危机事件建构出对抗关系，因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④下文将首先结合一战爆发的史实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进行评述，再通过对危机导向理论的借鉴与修正来构建复合窗口期理论。之后，本文将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对一战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时机进行解释，试论证脆弱期中突现价值极高的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出现可能严重破坏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窗口时，都极有可能迫使大国选择强制性手段而挑起冲突或在面对冲突时采取强硬立场，以此优化其战略环境，同时规避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不确定性。

      一、结构主义理论与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时机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致力于总结出有关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爆发时机的一般性规律，其理论的解释范围希望尽可能多地涵盖所有国家间重大冲突，尤其是大国战争案例，在理论验证时也偏好利用相关数据库的大样本进行定量统计检验。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对于特定国际冲突进行精确解释的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权力转移理论还是预防性战争理论，都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随着实力增长，崛起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也随之滋长。风险接受度高的崛起国将对风险规避型的主导国发动战争，试图以暴力推翻既有秩序。进一步发展的权力转移理论试图确定大战爆发的具体时间点。奥根斯基(A.F.K.Organski)起初认为崛起国会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便挑起针对主导国的战争。⑤然而，崛起国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不顾及实力差距所导致的极高战败可能性而贸然挑起针对主导国的大规模冲突，有悖于该理论群对于国家高度理性的假定。理论上，除非主导国为崛起国的实力增长设下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冲突甚至是战争成为仅剩的政策选项，否则崛起国耐心等待权力转移的完成才是赢得大国竞争的最佳战略。为了修补上述理论缺陷，奥根斯基及库格勒(Jacek Kugler)二人对早期研究结果进行修正，认为崛起国最有可能在实力超过主导国时发动战争。⑥较之原初版本，修正后的理论似乎在逻辑上更加圆融。饶是如此，权力转移理论仍然存在诸多重大缺陷。其中最为致命且令人意外的便是忽略主导国主动挑起与崛起国冲突的可能性。⑦为此，奥根斯基等人辩驳道，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主导国缺乏修正当前体系的动机。⑧换言之，只有修正主义的崛起国才具有冲突意愿。显然，持此论者低估了主导国维持现状的决心，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定义下的预防性战争就是体系主导国为了维持现状而发动的大国间战争。⑨

      此外，当对具体案例进行解释时，权力转移理论暴露出了更多的理论缺陷。该理论群暗含诸多前提假设，其中崛起国的高风险接受度、对现状存在不满以及与主导国的实力接近等假设⑩往往与大量重要案例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

      首先，崛起国在面对体系主导国时往往呈现风险规避倾向。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德国外交核心决策者，无论是相对温和的宰相贝特曼(Bethmann Hollweg)或标洛(Bernard von Bülow)，还是作风强硬的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Holstein)或基德伦(Kiderlen-Wchter)，都极力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尤其忌惮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11)军方高层中，在战前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也反对德国采取冒进的军事路线。(12)而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虽然经常做出不惜一战的表态，但几乎众所周知的是，德皇的所谓好战通常只是虚张声势，在面临真正的战争风险时，皇帝本人恰是最为谨慎而保守的决策者。(13)七月危机高潮时，在德国收到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之后，德皇最先表示满意并开始着手为局势降温。(14)当由于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Karl Max Lichnowsky)曲解英国外长格雷(Edward Grey)的立场，向德国错误反馈英国可能中立的消息时，德皇甚至不惜推翻以施里芬计划为蓝本的既定作战方案，要求暂停西线行军(15)，表现出了极高的风险规避倾向。通盘考虑德皇及下属文武系统的行为，很难说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愿意承担挑战体系主导国而带来的高风险。列维(Jack S.Levy)指出，在德国战前的政策偏好中，包括与英国为敌在内的世界大战是决策者极力避免的最劣选项。(16)

      其次，崛起国对于体系现状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崛起国的实力增长。大量研究指出，体系主导国的包容程度以及国际机制对于权力格局变动的适应力影响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修正欲望。如果主导国能够主动调整其领导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崛起国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崛起国畏于高昂代价及不确定性，暴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并不充足。(17)

      与权力转移理论截然相反，预防性战争理论指出，权力转移过程中，主导国更具冲突倾向。该理论群中最为精致的动态差异理论认为，主导国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参考权力的构成要素及转移速率、转移的不可避免性、主要大国的数目等因素，可能在崛起国羽翼未丰之时发动对其的预防性战争。(18)同为以实力对比及其变动趋势为核心变量的预防性战争理论相较于权力转移理论，内在逻辑更为自洽，但同样存在一定的论证缺陷和适用性问题。同权力转移理论一样，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预防性战争理论刻画的体系性冲突概率是线性增长的——主导国的风险接受度越来越高，冲突意愿持续变强，但此间存在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