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史学已成为史学界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主要表现为数字史学在处理海量的历史数据方面,具有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并对传统史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人口史研究方面尤为显著。 上海从开埠前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一个江南地区性的中心城市,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港口城市,并将这一领头羊的地位维持至今。上海的崛起,除了受益于地处中国长江内河水路和中国海路的交通枢纽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还归因于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其中人口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开风气之先,开始系统收集有关人口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一股人口研究热,比如谢俊美《上海历史上人口的变迁》,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褚绍唐《上海建县以来的人口变迁》等,主要讨论了上海建置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时段的人口总体变迁及其特征①;樊卫国《论开埠后上海人口的变动(1843-1911)》重点分析上海开埠以来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增长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力。②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在沪外侨人口变迁,如吴桂龙《论晚清上海外侨人口的变迁》,何亚平《建国以来上海外国人口变迁与人口国际化研究》,黄祖宏、高向东、朱晓林《上海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历史变迁研究》等,重点剖析了在沪外侨的人口发展变化及其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③而关于上海人口研究成就最大的两大成果,一是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④,该著作在收集和整理近代人口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租界、华界人口数量增长、空间分布差异以及上海人口结构(性别、职业)等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二是法国汉学家安克强《上海人口(1865-1953):一本资料集》⑤,该著作发掘了邹著中未收集的人口普查资料,并采用了数字历史GIS的方法绘制了多幅人口结构的空间分布图,对近代上海的人口进行了系统而缜密的研究,是目前所见上海人口史研究的新高峰,也是目前数字史学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长时段,短时期研究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以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研究时段,分析该时期上海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之所以选取这一时期,一是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人口普查,由此保留了大量的人口数据;二是因该时期承前启后,为上海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运用数字历史GIS的方法,从空间上复原并分析当时上海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人口结构方面,则主要从籍别、户口、性别、年龄和婚姻、教育与职业等方面展开。鉴于外侨是上海的一个特殊群体,故本文将外侨和“华人”⑥分开论证。本研究希望对上海人口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抗战胜利后上海人口的总体状况 1945年上海光复后,百废待兴,工商各业相继复苏,人口骤增,“致发生房荒”⑦。据民政处整理警察局户口报告结果,1945年12月底,上海全市之人口总计3370230口。⑧略低于战前1936年上海市(包括租界)的370万人口。⑨至1946年12月底,上海全市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与外侨人口)总计达3830039口。⑩一年内人口增长459809口,超过上海战前人口水平。1947年1月,上海全市人口总计3853511口。(11)1948年1月,上海全市总人口增至4630385口。(12)可见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增长了1260155口,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上海市。据民政处1946年10月上海市人口统计报告,上海市总人口为3766111,其中上海市本籍人口有767903口,仅占20.39%,而外籍人口有2998168口,占79.61%。(13) 从人口密度来看,位于市中心的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区为上海市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租界地区历来为战时避难所,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时,闸北南市及近郊难民纷纷迁入租界,致使人口骤增,抗战胜利后,居住在租界的难民并未及时疏散,而内战爆发后,一大批战区难民又涌入上海,导致该区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14)这一地区包括黄浦、老闸、新成、江宁、普陀、长宁、静安、杨树浦、榆林、虹口、北站、闸北等区,以及徐家汇、常熟、卢家湾、泰山等区之北部,北四川路区之南部(图1)(15)。
图1 上海市人口密度分布(1945年和1946年) 据上海市政府民政处1945年12月底的上海市人口密度统计(16),新成区和老闸区人口密度最高,在每平方公里10万人口以上。新成区位于苏州河南岸,1946年11月27日上海市市长曾视察该区,看到鸽笼似的小屋里,竟住了9户人家,十分拥挤和肮脏。(17)邑庙、黄浦、泰山、江宁、北站、虹口等区,人口密度次之,在每平方公里5万至10万人口之间,静安、普陀、卢家湾、提篮桥、蓬莱、榆林、长宁、常熟、闸北、徐家汇等区又次之,在每平方公里1万至5万人口之间。位于该区的闸北,其房屋多毁于抗战时的炮火,“现有人口七万八千五百余人,且多数属于棚户”(18),其居住拥挤程度可以想见。又如,邑庙即为饶家驹难民营所在地。据《申报》记载,南市“住宅多告毁坏,故居住问题极形拥挤”(19),市政府鉴于该地段房荒严重,对住民盖建房屋,“尽予营造便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