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概念辨析——以云南普洱景迈山为研究案例 邹怡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5.79～89 茶马古道并非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条以“茶马古道”命名的历史道路。它是由后世学者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目前茶马古道研究范式仍在建立的过程中。茶马古道就其本质，是由中国西部不同民族、地区物资文化交流的需求推动下形成的亚洲陆路交通网络。它是陆上交通，因为中国西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大部分区域难以通行水路。定义为交通网络，是因为它由这些地区经上千年发展形成的历史道路连缀而成，形成了干道、支道、小路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网络。它不仅有官方开辟的“官马大道”，也有着民间商队走出的通往城镇、乡村的小路，像毛细血管一样维持边远地区人们的生存。这一陆路交通网络的运输工具也并不仅限于马，还包括牛、牦牛、骡、驴、骆驼等畜力和人力，如四川地区的背夫。 所 以马帮并不是茶马古道上唯一的运输组织方式。 茶马古道空间范畴分布横跨中国地势第一、第二阶梯之间和农耕、游牧交错地带，将天然存在物产交换互补需求的不同区域相连接，这些物质包括生命不可或缺的盐、粮食、药材，生活物资，如茶叶、皮毛、金属，还有重要的军事物资马匹等。“茶马古道”虽以“茶马”为名，但并不以“茶马互市”来界定，也不仅限于“茶马贸易”。不仅因为茶马古道所指向的西部地区古代道路形成的时间可以追溯至秦汉，唐代已经基本形成各地区间的主要交通联系线，宋代开始的茶马互市不过是利用已有道路；也因为不同时期道路开辟和变更的历史因素极其复杂，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都对其产生影响，绝不仅限于茶马互市。四川、云南和贵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西南茶区，其产出的茶叶恰恰是西部游牧地区各民族喜爱的生活物资，而马匹作为古代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物资，无疑也是地处中原农业地区的中央王朝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川陕四路推行茶叶专卖以及与西北诸族群实行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以茶治边国策的推行以及饮茶风俗的形成，茶文化的传播带来了茶贸易的发展，茶叶作为高利润商品确实促进和带动了农牧区之间的物资交换，也进一步加强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因此以“茶、马”作为代表性物资来命名这一陆上交通网络是恰切的。但不能因此认为茶马古道就是运输茶叶的道路，事实上地区间所有物资运输都得通过这些道路来完成，也不能只研究运输茶叶和马匹的道路。古道及其上的贸易运输并不会因为茶马互市政策的取消而消失，只是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使得道路线路变化，茶叶贸易不再官办而由民间自发组织等。不应当以茶马互市政策的颁布或取消而作为茶马古道研究的时间界定，若是如此，就会导致对历史研究的偏废，也无法予以完整的历史图景的勾勒和认知。 云南省茶马古道线路主体格局呈“十字”结构，从滇南西双版纳北上普洱、大理、丽江、迪庆入藏的滇藏线，其中又可分为从丽江石鼓—迪庆维西—怒江—察隅的滇藏西线和从临沧至大理—丽江—迪庆入藏的滇藏线的支线—临大线；和从四川、贵州入滇东，从昭通、曲靖至昆明的川滇线、滇黔线；连接从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或德宏出境至缅甸并通往东南亚、南亚的滇缅线。南宋向大理国购买马匹作为安抚手段，西南马通过云南、贵州至广西横山寨交易；但并不以茶易马，而是以马匹换取内地的书籍、纺织品、瓷器等物。清康熙平西王吴三桂为叛乱囤积军马，与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于州地（北胜州，现丽江永胜）五市，以马易茶”，但为时较短。故此，云南并非宋明两朝“茶马互市”的主要区域，云南省内道路的开通与官方茶马互市的关系并不延续、密切。 滇藏线是云南茶叶运输到藏区的主要线路，但滇藏线的开辟不仅仅因为茶叶贸易。云南茶马古道上的物资运输及其组织方式以民间马帮茶叶贸易为主，滇茶贸易同时销往内地、藏区和境外，这是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地缘政治环境和物产种类综合影响而成。若是以官方茶马互市来定义“茶马古道”，确实与云南境内承袭日久的主要古道无关。不论是考虑到云南省相关文物已经列入茶马古道国保单位的客观情况，还是尊重“茶马六君子”提出概念之初衷，以及从文化线路遗产理念出发，课题组并不取所谓“狭义”茶马古道之意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