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20)05-0044-08 自20世纪中后期，遍及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使人们愈加感受到，强调理性主义原则和线性进步史观的现代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危机。基于现代性在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困境，以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本体论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左右兴起于西方，经历了70至80年代的迅猛发展，到90年代蔓延至全球，直至21世纪初被宣告“终结”，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哲学、法学等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耀眼的思想文化景观之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虽未像西方后学理论一样掌握着国际学界的理论话语权，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历程、价值取向和叙事策略使其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文学艺术成就，成为世界后现代主义这一全球性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表现出批判在场、批判本原、批判整一、去深度、去中心、解构宏大叙事、建构“他者性”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基于其有别于西方的现实境界，它又在起源、发生背景、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等问题上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具有俄罗斯本土气质的艺术文化景观。这就使得鉴别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独特品格，进而证明其独立于西方的存在合法性，成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属性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集中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其发展流变从时间上看稍晚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末初现于苏联的侨民文学、地下文学，在70至8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滥觞于90年代，至21世纪初接近尾声。关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定性问题学界颇有争议，主流的观点分两大类：第一类观点可归纳为“本土说”，即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视为本土文化现象，其根基是俄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如利波维茨基(M.Н.Липовецкий)称，不应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归功于西方，“无论我们多想成为欧洲，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那就是本土后现代主义的身上一直都显现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以及当下的文学情境)的‘胎记’”①。第二类观点可归纳为“外来说”，即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语境中的变体，俄罗斯并不存在独立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例如批评家库利岑(Вяч.Н.Курицын)就认为从来没有什么“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国文学以往的命运一样都深受西方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本土说”还是“外来说”，这种划一式的定性方法实际上都存在着机械主义的倾向。因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分界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且苏联解体、国家社会体制的改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具有十分明显的本土性色彩，其诞生时苏联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这一属性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现代性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是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无论是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还是鲍德里亚说的“消费社会文化”，纷繁复杂的理论无不在言说着以理性主义为根基的西方现代社会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普遍性危机，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当代西方社会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这种现代性危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初见端倪，表现为冲突、革命、战争频发，“文化偶像走下神坛，庸俗气息四处弥散，伦理道德秩序崩塌等一系列乱象”。②且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并未因高速发展的科技、信息时代的来临、物质资料的富足等现实境遇的改变而有所缓解，相反却直接催生出专事摧毁的反合法化、反中心化、反主体性、反同一性的后现代主义“反文化”。这种发生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的深刻变革既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和决裂，又可以看作是升级现代性的手段，因此，后现代中的“后”具有一种悖论性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后”代表着“非”，即完全不同于现代；另一方面，“后”又可以代表“强”，即现代的强化版本。然而，无论对“后”作何释义，都改变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立场上产生的事实，其产生的现实条件是物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 反观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差异自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并非产生在现代性发展到极致的工业社会，而是诞生于高度体制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苏联时期，这就使得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天生”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正如学者曼尼科夫斯卡娅(Н.Б.Маньковская)所说：“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其政治化色彩(在索茨艺术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特点总的来说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所不具备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不是在‘现代主义之后’产生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产生的，它旨在通过同样意识形态化但极其反极权主义的方法来脱离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土壤。”④以文学为例，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最先出现在苏联时期的侨民文学、地下文学，此类文本对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旨在消解文化领域的教条化倾向，渴望独立、自由、多元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因此，在苏联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学创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它将俄国传统文学和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模式的苏联主流文学视作语料库，通过大量运用互文、戏仿、反讽等艺术手法，试图颠覆以现实主义等为代表的话语霸权。我们既可以把苏联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表里不一”看作是文学和艺术基于自身审美需求和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对特定背景下政治文化所做的反思，又可以将之视作狂欢化的符号游戏，作家借此来表达自己对创作自由的坚持——“于艺术家们来说，对艺术个性的坚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行动”⑤。因此，苏联特殊的政治环境不仅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得以诞生的土壤，也是助其成长的养料，这就注定了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与政治的亲缘关系。它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与反思现代性、后工业社会、资本经济、信息技术，探讨知识、权力、真理、理性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