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4-0142-10 文物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历史、艺术或科学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物质遗物或遗迹。它记录着人类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与意识形态，展示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营造技艺、审美旨趣与文化意识，包含着人类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与文明成果。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文明中断的国家，我国有着丰富的文物遗产。这些珍贵的文物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脉动，反映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①，体现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革故鼎新的创造力。 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我国无数珍贵文物亦经历着漫长的传播过程。“文物”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的《春秋左氏传》。《左传·桓公二年》记述：“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由此观之，周朝文物的传播主要通过“声、明以发之”，用以起到让百官“戒惧而不敢易纪律”的功能。到了唐代，诗人骆宾王与杜牧分别在诗句“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与“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中提到了文物。可见到了唐朝，文物的传播又有了新的媒介——诗歌，文物亦增添了“前朝遗物(遗迹)”的新内涵。到了宋代，《金石录》等记载青铜器、玉石器和石刻等古物的著录的面世，标志着书籍作为又一个重要传播媒介的产生。到了现代，文物的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1946年10月，由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研究室主编的《文物周刊》正式刊出，成为当时有关文物的最重要阵地，也表明“文物”一词的使用及概念已得到了基本认可和普及。②《文物周刊》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物遗产的一系列发现、保护与博物馆实践活动，亦表明博物馆与报纸开始参与到对文物的传播中。其后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普及，文物的传播也随之向声音、影像等更为具象的方向发展。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革，文化遗产的传播也呈现出更加立体、多元与充满创意的传播方式。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我国文物类节目异军突起、层出不穷，其中《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国家宝藏》(2017)与《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被公认为是“现象级”与“话题级”的佳作。《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三集文物修复纪录片，节目重点记录了故宫众多领域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以及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故事。节目被上传到国内知名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以下简称B站)后意外走红。《国家宝藏》是一档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节目联合了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采用“电视+新媒体”线上线下同步播出的方式拓展传播渠道，第一季(2017)与第二季(2018)均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如果国宝会说话》是一部百集纪录片(共分四季)，节目摒弃了“长篇讲述”的传统方式，以每集5分钟的“微记录”形式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与曲折经历，目前已经播出的两季受到年轻人热捧。 《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与《如果国宝会说话》三部作品均以中国文物遗产为内容题材，在内容视角、节目形式与传播方式上均呈现出富有时代特征的创新，不仅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还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文物热”，成为文物类节目在新媒体时代媒介化实践的成功案例。本文试以这三部文物类节目为切入点，探究新媒体时代文化遗产的媒介化表征，及其媒介化重现的特征与时代价值，并对如何规避我国文物遗产在媒介化重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新媒体时代文物遗产的媒介化表征 媒介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都通过媒介得以记录与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史。当今时代，人类与媒介的关系愈加密切，媒介不仅成为“受众—媒介—社会”系统的重要“中介”，而且还使得“人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③。为此，媒介化研究著名学者施蒂格·夏娃指出“文化和社会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④就是媒介化。而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⑤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体具有及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⑥等特征，为满足受众多元文化需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毫无疑问，人类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而在媒介化社会的信息传播中，新媒体凭借自身优势扮演了既参与又互动的角色。 (一)多元传播：社会媒介化的现实表征 媒介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深度参与是社会媒介化的重要表征。新媒体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电视媒体、报纸媒体、广播媒体、杂志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社区媒体、智能媒体等多元共生，技术与媒介不断融合形成了信息传播的多元网络。 社交媒体平台与互联网文化社区的强强联合成为新媒体时代社会媒介化的现实表征。当今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手机应用软件已经成为人们必备的社交方式，以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B站为代表的互联网文化社区，已经成为“Z世代”(我国90/00后的统称)的文化生活方式。而社交媒体平台与互联网文化社区的普及为文物类节目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路径。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第九频道播出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网友将该纪录片上传至B站后，当日热度就进入全站排行榜榜单前十，用网友的话就是“在B站火了”；节目在B站大火当日，又迅速登上微博的热搜榜单，节目相关内容在豆瓣、知乎等知识分享平台成为热门讨论话题；同时节目信息还成为众多公众号头条，并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由此可见，新媒体平台内与平台间的内容共享与情绪共振，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由圈层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跨越，完成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相融合的强大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