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9-0026-10 未来的全球化必然发生深刻变革：一是今天的全球化已经激起深层文化交融与文化冲突，成为一种总体的全球化；二是现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力量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地位、作用将得到巨大提升，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原始性质。我国顺应全球化格局调整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明主张，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推广。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功聚焦了全世界目光。我国能否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取决于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至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所透彻理解和乐于接受，而这又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定位，或者说，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新型文化逻辑的确立。 一、两种文化逻辑之争：霸逻辑与守逻辑的对撞 从社会历史来看，自觉性、有意识性是人的活动的类特征。人的任何行为都需要某种观念作为其依据，这构成了其行为前后一致的内在逻辑。对群体而言，这种逻辑会表达为观念的“共识”，或者说，群体的文化。群体成员行为的同质性，群体内部交往规则的公共性，群体价值判断的一致性都源于这一“共识性”的文化逻辑。一个社会中，群体交往如此，世界范围内，国家间交往也并无二致。 既往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种文化逻辑：一是文化进化主义(霸逻辑)，二是文化相对主义(守逻辑)。作为全球化浪潮中分别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执的一端，二者争论与对抗的张力使得全球文化版图始终被撕裂为难以融合的两块，表现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呼声。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现实以及未来图景来看，其实这二者都无法形成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必需的统一的文化价值核心，也无法引导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建立。 (一)文化进化论及其主张 文化进化论是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化领域的结果，它分为古典文化进化论和新文化进化论两个阶段。前者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着由低级向高级单线进化的固定序列，欧洲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进化序列的顶峰。后者试图回避古典文化进化论者饱受诟病的生物进化思想，又继承并突显了其“西方中心论”思想，认为进化程度越高的文化，其普适性越强，就越具有在各种环境内对其本土文化加以取代和同化的优势。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文化进化的最高形态，对一切非西方文化都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同化优势。在价值判断上，它认为自己对各种域基文化的征服，实则是一种助其向高级阶段进化的“善举”。 文化进化论因强调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和优势地位而被殖民主义者利用，他们试图将西方文化鼓吹成人类文化剧场中仅存的楷模。全球化就成为各种文化逐步趋向同质的全盘西化过程。与文化的强者逻辑对应的是经济上的强盗逻辑。 (二)文化相对论及其主张 文化相对论坚持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能以任何一种所谓的绝对的、普遍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文化间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本尼迪克特指出，多样化文化是不可通约的，西方人生活于泛世界性文化中，面对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采取的态度是希望众流归一。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在文化从简单到复杂的所有层面上，可能的人类风俗和动机是无可穷尽的，所谓明智者就是对其间的千差万别坚持一种极大的宽容”[1]39。可见，文化相对论承认文化间差异的合理性，同时批判用一种文化否定异质文化。每一文化类型都是一个对不同的环境的自适应整体，各有其存在的独特性及合理性。文化进化论的欧洲中心主义遭到他们强烈的抨击。 文化相对主义因西方世界的文化殖民而在第三世界迎来积极响应，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纳文化相对主义，来对抗文化殖民的进化逻辑。 (三)人类文化发展的“戈尔迪之结” 人类已成为一个命运休戚与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经贸往来空前密不可分，政治交往空前活跃，但文化的交流仍存在难以跨越的壁垒。最主要的文化沟通障碍就是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冲撞。实际上，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二者各有其片面性，因此难于达成共识。 文化进化论强调文化的统一性和发展性，标榜文化进化存在纵向序列，以同质性取消了文化间的横向差异性和特殊性，鼓吹文化进化等级序列中西方文化的优势性，这种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很容易沦为殖民行为的辩护工具，历史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实际上，文化相对论是对伴随着殖民行为的文化进化论的一种自然应激结果。面对殖民者的强大优势，落后国家存在巨大的文化危机感，力求保证本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因此，文化相对论一定程度上努力消解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本民族文化独特地位起到了积极的维护作用，但其过分强调异质性与特殊性，拒斥文化间的可借鉴性，消解了文化的整体性与时代性，拒绝了文明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融入全球化进程产生阻抑，体现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2]，这抵消了其积极后果。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衡量，这二者的要害恰恰在于缺少彼此认可的人类共同价值准绳，过度强调自己文化的相对优势或独特价值，仍然以一种传统的、对抗性的冷战思维来谋求人类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一个强推霸权，一个难于进步。这种分歧从一直以来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达沃斯与反达沃斯的嘈杂吵闹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