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深化高校博士生教育改革，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既是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二十年来，德国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形成了富有实践价值的行动策略和富有现实意义的路径导向。德国传统的“师徒制培养模式”以自由研究和个体指导为主。针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缺少系统组织和制度规约，封闭、缺乏透明度，效率低下以及指导不足等，[1]德国大学在德国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和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等机构的推动下，逐渐开始参照以美国高校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建立了结构化的博士生培养项目。这一改革首先从建立聚焦于特定研究主题的科研训练小组开始，逐步发展到建立多种类型的研究生院。[2]在这些新的培养项目和研究生院中，博士生教育作为大学的一项专门任务，被纳入正式的“组织结构”中，有了较为明确的招生程序、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以及系统性的组织支持和制度约束。与此同时，传统上由博士生自行联系导师、通过个体自由研究攻读学位的模式依然存在且占据主导，因而在有关德国博士生教育的介绍中，个体研究和结构化博士生项目经常被描述为当前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两种并行路径。[3] 这两种博士攻读路径相互对照，加之“改革”叙事逻辑的渲染，使得很多研究文献将德国博士生教育改革描述为一种新旧替代的过程和二元对立的形态。例如，有学者将结构化博士生培养视为对传统师徒制的一种代替并与之划清界限[4]。也有学者将两种培养模式看成“科研后备力量培养的两种不同范式”[5]。这种“二分说”倾向于认为后者(结构化模式)优于前者(师徒制模式)，比如有研究指出，“传统师徒制作为一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6]。 但事实上，德国博士生教育改革并没有呈现一种颠覆式的新旧模式迭代，且参照美国模式建立的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在组织形态上也与美国高校的研究生院有很大不同，甚至出现了名称各异的组织，如“研究训练小组”(Graduiertenkollegs)、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n)、博士院(Promotionskollegs)、研究院(Forschungsschulen)等。2010年以来，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德国博士生教育模式做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例如基于博士生与导师签订培养协议的“形式化攻博”(formalisierte Promotion)、由导师组对博士生进行集中指导的“辅导式攻博”(betreute Promotion)以及博士生参加课程的“课程化攻博”(curriculare Promotion)等。[7]由此可见，德国博士生教育在二元模式之间，还出现了多元化培养方式，且整体上呈现一种混合样态。 这一多元混合样态反映了高等教育改革中“标准模式”在大学组织与制度环境中落地的复杂性，而现有文献却较少深入探究这一复杂性，也较少借助实证研究提供合理的解释框架，因此容易得出简单化的“标准”与“本土”、“传统模式”与“革新模式”的二分说。这并不利于认识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客观现实，也无益于提出优化的改革方案。有鉴于此，本研究借鉴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首先对“标准模式”进行界定，提出理解标准模式落地复杂性的理论框架；然后从大学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案例解析，考察德国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行动逻辑，并反思标准模式的全球扩散对博士生教育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标准模式”的概念界定 1999年启动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被认为是欧洲大陆高等教育体系参考英美体系推进的改革过程，而德国大学博士生教育的总体改革趋势也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标准”，逐渐建立了结构化的研究生院。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全球扩散的关注及其在相关分析中引入“标准化”这一概念，本研究在界定“标准模式”时，亦采用以约翰·迈耶(John Meyer)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宏观现象学视角。这里的“标准模式”并非指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支配者模式(即存在“强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之分[8]，比如日本19世纪自觉地复制了西方成功模式[9])，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建构的“理性脚本”，亦即迈耶所谓的能赋予组织合法性的“世界文化脚本”(world-cultural scripts)[10]6。参照这一脚本的实际行动过程并非完美有效，而是与反复的改革紧密相连[10]155。根据这一定义，德国博士生教育改革之所以将美国研究生院模式界定为“标准模式”，是基于传统培养模式的固有问题、美国结构化培养模式与德国师徒制之间现存差异的一种社会建构。大学作为“理性行动者”[11]345，期望采用这一“标准模式”来达到一系列改革目的，比如减少博士生退出率，提升德国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可比性和能见度，提高德国大学的国际声誉和竞争力。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对标准模式的界定，本研究采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从两方面构建德国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行动逻辑：(1)大学在组织构架中纳入了哪些具备外部合法性的形式结构；(2)大学内部形成了哪些实际行动结构，而这些实际行动结构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与形式结构存在“松散联结”的关系[11]341。考察过程既聚焦于某一重要时间节点上(比如博士生准入)行动主体间的互动样态，又关注按时间序列展开的整个博士生培养过程，这有利于系统性揭示和理解标准模式落地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