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20)09-0012-08 [文献标识码]A 一、为什么要评价一流学科的社会影响 今天的历史学家可能低估了20世纪最后25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这一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所发生的知识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知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生了一场全面深刻的转型，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都可以溯源到这一时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处于这一融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之中。 (一)知识和经济深度融合下的知识和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危机让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元气”大伤。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框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政府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主义”开始盛行，公共服务领域预算紧缩、市场化改革甚嚣尘上，科研机构从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大幅减少。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原来因为两大阵营竞争、美苏争霸而进行的大量军事研究已不复存在，国防经费中的研究经费亦随之大幅削减。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大量的经费缺口迫使科研人员开始转向市场寻找替代资金来源，推动了过去以认识为目的的纯研究和以军事为目的的国防研究开始转向以服务市场为目的的应用研究，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开始盛行。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让西方在传统产业中的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只有充分利用科学、将科学转变为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才是产业发展的战略出路。正是在上述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国际格局变化等多种因素“偶遇”的形势下，人类社会的知识和经济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深度融合，并带来了知识、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 在经济方面，知识深度参与生产和经济过程，逐渐取代传统的实物资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形态逐渐转向OECD组织于1996年提出的所谓“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在根本上依赖知识和知识的创新，从而使得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很多国家的“优先战略”。在知识方面，因为深度融入经济中，知识本身发生了深刻转型，这在1990年代以来被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为“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或是被命名为“三螺旋”“巴斯德象限”“学术资本主义”“产业科学技术”等不同的理论。知识转型带来了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由“求真”向“求用”转变，知识内容从纯粹的“真理”向以应用为导向的“用理”转变，表现在实践上就是知识生产越来越要求面向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接受社会标准的评判。经济和知识的双重转型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重构和转型，我们正在慢慢走进一个被称之为“知识社会”或德鲁克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之中。 (二)知识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一流学科的社会责任 在中世纪大学建立以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本文是在高校的意义上使用“大学”这一概念，下同)总是刻意地与社会保持距离。“在西方，传统的大学一直是‘象牙塔’，学术人员追求知识，却与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相对隔离。”[1]19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应用将大学生产的知识应用于社会生产，从而催生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密切了，但是这种建立在应用知识之上的联系仍然是间接、“肤浅”的。大学不是为了应用而生产知识，更没有因知识的应用而改变其形态，大学的核心使命仍然是在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内培养“博雅”的人和认识“冰冷”的世界，社会服务不是大学的目的，也没有对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等传统核心使命产生影响，只是大学履行传统核心使命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是大学附加的、非学术的次级职能。 但是，在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的背景下，进入到知识社会之中，大学的角色、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知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大显神通”，大学从过去仅仅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2]。大学作为大学—产业—政府创新“三螺旋”中最重要的一根螺线，处于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并与政府和产业一起成为知识社会中的“主要机构”[3]，即“实现社会核心目标”“其他机构要依靠它来完成各自使命”的机构[4]。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和大学建诸其上的学科早已超出了作为纯粹学术单位的边界，越来越从过去专注于培养博雅人才的“教学型”大学、认识世界的“研究型大学”向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和在更广泛意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型大学”(engaged university)转变。今天的大学不但要促经济发展，还被期待在促进民主、解决贫困、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等重大问题上承担责任，成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社会公器”“人类公器”，而对于那些后发国家来说，甚至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国之重器”“镇国神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社会对大学社会责任的正式承认，这次大会的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社会责任”是大学的主要目的，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它敦促各国大学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开展促进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推动师生积极参与社会[5]。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使命的大学仍然要进行教学和研究，但并不是过去那样仅仅为了培养人或认识世界，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造，按照履行社会责任的旨趣去开展教学和科研。教学和科研不再是大学的“主业”，而只是大学履行根本使命的“主渠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