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智库交流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同盟管理　　

      中图分类号：D81；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0)05-0102-25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结盟是为了追求权力以实现力量均衡，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追求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安全。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结盟不是为了制衡权力而是为了制衡威胁，并强调实力分布是影响国家威胁认知的重要因素。①但是，盟友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当盟友之间出现国家利益分歧或差异化威胁认知时，就需要借助同盟管理进行利益协调，最终明确共同威胁认知、实现共同利益。②因此，同盟管理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以共同威胁认知为基础寻求共同利益的过程。

      在美日同盟研究方面，学者通常将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外部威胁视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③而将两国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日本大国化倾向视为同盟关系的不稳定因素④。尤其是冷战后，美日同盟一度由于共同威胁缺失、经济摩擦以及美军驻冲绳基地等问题导致同盟“漂流”，但是通过调整又重新确立了两国共同利益并实现同盟再定义。⑤

      历史上，美日政策界和学界曾通过智库交流渠道在两国同盟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面对同盟漂流状况以及日本政府和学者不断发出的“漂离美国”的信号，以约瑟夫·奈(Joseph S.Nye)为首的美国智库团队在1995年提出“东亚战略报告”，呼吁重视美日同盟，引发美国政策界和学界关注，随后两国政府重新定义同盟关系并确立了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⑥克林顿政府后期，美中关系迅速发展而美日同盟再次面临不确定之际，日本政策界、学界密切合作，不断表达对被美国抛弃的恐惧，并提升自身价值，最终成功获得美国学界关注。美国专家于2000年发布的《美日同盟——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简称“阿米蒂奇报告”)，重新明确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被小布什政府采纳，美日同盟也在随后的反恐战争中得到空前巩固。⑦

      总体而言，美国智库在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至于日本智库，虽然目前其作用仍然有限，但是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而且可以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充当二轨外交渠道。⑧近年来，美日两国多家代表性智库⑨不仅利用自身研究人员开展研究，还广泛召集两国学界和政策界人士开展联合研究，成为重要的沟通平台。美日智库对同盟管理的影响路径可以归纳为：智库首先发现政策课题或接受政府委托进行课题研究，随后调研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供本国政府参考，还可通过国际交流与另一国智库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从而形成对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最终消除同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同盟管理目标(参见图1)。

      

      图1 美日智库对同盟管理的影响路径

      特朗普上任后，美日关系面临一定冲击。⑩美日智库学者均认为两国同盟关系在国际权力转移加速格局下遭遇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和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冲击。(11)但是在这种局面下，日美安全关系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安倍晋三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关系甚至被认为是日本的外交资产。(12)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同盟认知不仅没有动摇，反而进一步加强，认为日本应当提升日美同盟关系、尽力将美国留在亚洲。(13)有学者乐观地认为美日同盟仍会保持平稳，他们反而更为担心美中竞争加剧会损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压缩日本外交空间。(14)美国学者的同盟认知也呈现稳定状态。部分美国学者认为，虽然面临压力，但是日本会更加依赖而非脱离美国转向中国，(15)还有学者认为美国应当重视日本的离心倾向并加强同盟关系(16)。

      为什么面对特朗普冲击，美日同盟仍能取得进展？两国智库人士的同盟认知为何还能够保持稳固？前述智库交流机制在特朗普时期发挥了何种作用？这对美日同盟管理有何意义？本文将系统分析两国代表性智库的观点，研究美日智库人士面对特朗普冲击，如何通过同盟管理协调彼此认知、巩固同盟关系。虽然上述智库观点不一定全部转化为现实政策，但是可以成为美日两国的政策储备，为将来的决策者提供政策选项，亦是观察未来美日同盟关系的风向标。另外，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智库的研究较多，但是对日本智库的关注较少，对美日智库交流的研究几乎没有，(17)本文也尝试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二、美日智库互动及政策影响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美日形成了以国际协调为主要特征、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争夺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合作体系。但是，特朗普一系列标榜“美国第一”的言行却对上述政策设计产生了冲击。特朗普在外交安全领域奉行孤立主义、在经贸领域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一系列行为让美日同盟处于21世纪以来最不明朗时期，(18)损害了美国自二战后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19)

      美日政策界和学界最初希望支持同盟关系的希拉里当选，以保持同盟政策的延续性。基于相同的认识，日本政府展开对美公关。安倍甚至在2016年9月美国大选前就前往纽约会见希拉里，表达对其支持的态度。特朗普胜选后，安倍又前往纽约与其会面，亲自解释同盟的重要性。美日还在同年12月力促相关各国达成TPP基本协议，希望以此约束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此外，为进一步提升两国政府对同盟关系的重视，两国智库还不断发声表达希望维护同盟稳定的意愿。日本多家智库报告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发挥主体作用，积极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多种手段，提升自身防卫能力、承担相应的同盟责任、构筑举国之力的防卫体制，以强化日美同盟，改变目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消极态度。(20)美国专家也一直批评特朗普对盟友的轻视态度，希望美国能够继续重视盟友和世界领导者地位，同时不断鼓励日本相应地增加自身责任，以弥补美国领导力的不足，减轻美国的负担，并推进地区经济整合，为美国回归保留可能性。(21)此后，我们见证了安倍通过高密度首脑互访与特朗普建立私人关系来维护日美同盟稳定的外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