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退出国际制度的行动，频繁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组织、各项双边以及多边协定。其中全球或多边层面包括一系列联合国下属和其他多边机制和安排，如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订进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地区或双边层面包括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和美俄《中导条约》，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这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多边、双边机制涉及安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政治领域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安全领域的《伊核协议》等。以上国际组织或条约，有相当部分由美国领导建立或主导签订。美国对这些组织或条约的退出方式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部分国际组织，美国宣布直接退出，如T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另一部分国际组织，美国则威胁要退出但未采取实际“退群”行动，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特朗普政府“退群”的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令世界瞠目。特朗普宣称其行动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即“美国优先”。他在退出《巴黎协定》的演讲中指出，该协议让美国经济利益受损，让其他国家获益，让美国工人承受低收入和失业，这极其不公平。①在特朗普政府之前，也有美国政府退出国际制度，如小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此前历任政府的“退群”行为并未如此频繁，也没有这么广泛，美国国内也大多支持依靠国际制度进行霸权护持。因此，此前的个别“退群”有较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退群”，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偶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索。 长期以来，作为霸权国，美国扮演了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国际制度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但由于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人们开始怀疑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继续扮演世界领导的角色。②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维系这些国际制度的意愿就大幅下降？对此需要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探讨其不同“退群”策略的规律。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原因进行了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四个视角。 (一)国家实力视角 国家实力的视角主要是基于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实力强弱会影响其对国际制度的态度。③当霸权国实力强盛时，更有意愿维系国际制度；当霸权衰落时，就会进行战略收缩。二战后美国建立的霸权被认为是“制度霸权”，意指在实力的基础上以国际制度的方式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在一些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制度的作用无足轻重。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霸权维系的根本还是取决于权力。自由主义者只是在言辞上涂上了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在实际行动中却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④换言之，自由主义只是表象，其内核还是现实主义。他还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崩溃不能简单归罪于特朗普，国际秩序的类型取决于全球权力的分配。自由主义秩序只能在以自由民主为主导的单极体系中产生，而中俄的实力变化将产生一个多极世界和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⑤因此，自由主义秩序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大国权力的分布和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程永林和黄亮雄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霸权国实力衰退和权力转移是必然的，一方面是在持续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霸权国的收益却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在其寻租与设租的边际成本持续增加的同时，相对实力不断衰落。这样导致霸权国无力继续负担公共产品的成本，因而难以维系霸权。⑥即霸权国长期在公共产品上的“入不敷出”，终将导致其实力不足以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巴里·波森(Barry R.Posen)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从“自由主义霸权”中拿走了“自由主义”的大部分，实际是在实施全新的反自由主义的霸权战略，他一方面频繁“退群”，但另一方面力图保持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⑦希拉里的高级政策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认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权力差距在缩小，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不是要颠覆而是调整当前的国际秩序，美国正在从主导者(dominance)转变为领导者(leadership)。⑧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是为了摆脱一部分国际制度的负担，提升物质层面的实力，实际是美国实力衰落在具体政策上的反映。 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有不足。一方面，美国是否真正衰落了还在争议之中。另一方面，即使假定美国正在衰落，也无法以此解释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调整。因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无论绝对实力还是相对实力都没有明显的急剧下降，为何采取了和奥巴马时期截然不同的政策呢？显然基于国家实力视角进行解释有所不足。 (二)成本收益视角 成本收益视角认为，特朗普政府“退群”是因为美国维系国际制度的成本高于从国际制度中获取的收益。特朗普不是要放弃世界领导地位，而是希望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来维持国力和国际地位，减少因其领导地位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⑨吉尔平分析了成本收益平衡对霸权国战略的影响，认为体系是否稳定取决于变革是否有利可图，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国家就会变革这种国际体系。⑩换言之，国际体系的变革动力来自成本收益的考量，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否也取决于此。阎学通认为，国际规范对国际秩序至关重要，是保持其稳定和降低其成本的机制，主导国会权衡国际规范的利弊或损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主导国就会修订这些规范。(11)因此国际制度的创建、变革和废除等都取决于主导国对其成本收益的判断。温尧也从成本角度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其将为了退出所需要克服的国内外阻碍定义为变更成本，将继续维系国际制度可得的收益定义为机会成本，两者决定了美国对国际制度如何取舍。(12)王明国认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与此密切相关，实际上也需要考虑到美国对于相关制度的成本收益。(13)邱昌情认为，美国“退群”突显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其根本目的是逼迫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改革，进而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