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5.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0)05-0058-11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5.006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者由新诗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或者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大有人在①，但在新诗已经取得合法地位之后，从旧体诗有意识地转向新诗，而且终其一生坚持在古典与现代的穿插融合中创作新诗，并构建出独特的新诗理论，却唯有林庚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洪子诚先生曾说：“林庚是诗人。但他是写‘新诗’的诗人。是能写好旧诗但坚持写新诗的诗人。而且还是到了晚年仍倾心于新诗的诗人。”[1]“写新诗的诗人”这个名称包含了“为诗一辩”的急切感，也似乎唯有此能准确地标明林庚在文学创作上的身份。穿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唐诗研究、楚辞研究、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之间，林庚“由‘学’而‘诗’，从‘诗’到‘术’”[2]，充分体现出了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互动之间构筑诗学的特征。这种互动关系的成果，是著名的“节奏音组”“典型诗行”“半逗律”“九言诗”等新诗概念的阐发，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庚的格律诗实验在新诗历史中后继乏人，不仅如此，后人一般认为林庚在1930年代后期创作的两本格律诗集在艺术特色上并没有前面两本自由体诗集那样鲜明。而根据林庚对新诗的整体设想，新格律诗才是未来新诗发展的方向，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似乎值得追问，从其“学”“诗”“术”的互相缠绕中或许能够寻求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文试图从其核心诗学观念出发，钩沉林庚在新诗创作中的内在脉络，并于学术研究的多重纠葛中理出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最终考察他在多重身份互动下的核心诗学理念，在此基础上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探索角度。 一、“语言诗化”与一种迷失 林庚的一系列古典文学研究在古典文学界获得了极高评价②，但他的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却一直伴随着质疑与论争。早有戴望舒评价其写作是“用白话文写旧体诗”[3]，后有穆木天认为林庚的诗集中“现实主义的成分，是相当的稀薄”[4]，穆木天当然是在褒义上使用“现实主义”一词，这些评价似乎奠定了林庚诗作被否认的基调。但同时，俞平伯认为“他不赞成词曲谣歌的老调，他不赞成削足适履去学西洋诗，于是他在诗的意境上，音律上，有过种种的尝试，成就一种清新的风裁”[5]。废名对林庚的诗更是激赏：“在静希的《春野与窗》无声无臭的出世的时候，我首先举手佩服之，心想此是新诗也，心想此新诗可以与古人之诗相比较也，新诗可以不同外国文学发生关系而成为中国今日之诗也。”③当代有研究者指出：“他的新诗写作脱胎或者说分蘖于旧诗写作的经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他的成功的写作，主要原因却不在旧诗的影响，而是在接受旧诗的影响的同时，能始终立足于新诗探索的基点，并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技巧，对这些影响进行主观处理，使其在现代性艺术的洗礼之下，实现某种富有意味的现代性转换。”[6]林庚的格律诗实验成功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单纯的新旧比附确实会简化他在吸取历史经验中所作的努力。 考察林庚一生的新诗探索姿态，明显可以看出他试图从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中呼唤出一种仍然可以行之有效的普遍法则，在“现代性转换”这一视野之下所寻求的是一种委婉的、抒情的方法，在“继承”与“转换”这两个维度中，试图规避由暴力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反作用，而达到一种温和的过渡。“语言诗化”这个概念便是这一普遍法则的具体承载物。在新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中，林庚将其作为连贯新旧的核心理念予以多次阐发，其核心是诗的语言问题。联系到林庚由自由体新诗转向格律体新诗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早期新月派的新格律诗实验的瓶颈期，自由体新诗“要么成为分行的散文，失去诗的艺术特征；要么回避散文，在远离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165，此时林庚开始意识到回顾古典诗歌的重要性，“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它，对于探寻诗歌美学的奥秘，诗歌语言的形成过程，都是理想的窗口和例证”[7]161。现实的契机④与探索的动因相结合，在新与旧之间寻找一种和谐的过渡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出路，而林庚所追寻的诗学核心理念也在这种不断的反顾中呼之欲出。 “语言诗化”到底具有什么含义?在林庚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语言诗化”是古典文学被向前推动的核心动力，“诗化”的本体物质是“语言”，通过某种转化，化普通的语言为诗的语言。林庚指出，“诗化”是诗歌语言“突破生活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的过程”[7]163。在现代诗歌研究历史中，“诗化”往往与“非诗化”同提，那些新诗创立初期“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8]在构成了破旧立新的资源的同时，也被后来者不断批评。他们所言的“诗化”毋宁说是“新诗化”的意思，相比于林庚的“语言诗化”概念，其含义更专一。“诗化”仍然具有其背后的逻辑性，“诗化”后的语言要给人带来新鲜感，但是不能完全脱离人的想象范围。如何在“诗化”的同时，既保证语言的创造性，又保证逻辑的合理性，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林庚的研究中，古典诗歌“语言诗化”“具体的表现在诗歌从一般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它自己的特殊语言”，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证：“突出的表现在散文中必不可缺的虚字上，如‘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在齐梁以来的五言诗中已经可以一律省略。……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提炼，乃成为语言诗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志。”[9]将一般语言(散文语言)中不可或缺的虚字去掉，打破语言的逻辑性，却仍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这是“语言诗化”一个重要的跨步。除此之外，在诗行、语法、词汇上，“语言诗化”分别有不同的要求，林庚每每根据古典诗歌在这几个维度的“诗化”经验，来提示新诗语言相关维度的“诗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