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可见生产方式之重要。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文学创作有必要纳入生产方式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考察、阐释。也许有人觉得这是陈旧过时的研究文学的思路方法，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詹姆逊所言：“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是今天所有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活力的新领域；毫不自相矛盾的是，它也是最传统的一个领域。”② 生产方式一方面具有历时性特征，由落后向先进、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有共时性属性，在一个共同体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方式往往能够共生共存，混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运作机制，当两种以上生产方式共存时，必然存在着主导的和边缘的、新兴的和古老的(或残余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当它们的矛盾冲突加剧时，“共存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③这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对抗和动荡，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过渡期、历史转型期。那么，在历史的“关节点”、社会矛盾的临界点上，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转换过程中，文学叙事如何再现历史、表征生活?如何表现社会断裂和接续中个体和共同体的命运?如何以形式的意识形态或符码化的符号系统来寓意生产方式的象征性信息?它们有着怎样的叙事张力、想象空间和情感结构的配置及转换?莫言的《生死疲劳》、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表现的历史时空就处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交叉点、转折点上。 《生死疲劳》里的主人公蓝脸是“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最后一个生产队》《最后一个渔佬儿》，题目都有“最后一个”短语。“最后一个”的主题总是唤起人的悲剧心理，它在审美和诗学意义上寓意着执着、落寞、孤独、幽怨和痛楚，是背运的、不合时宜的存在方式，是悄然逝去的一曲挽歌，蕴含着几分惆怅、几分忧伤、几分惘然、几许悲凉，具有隽永、悠长、绵远的意味和情思。 《生死疲劳》表现了朴实而固执、坚忍而执拗的单干户蓝脸50年的孤独，他一个人数十年里与社会潮流对抗，不被理解，众叛亲离，卓然不群，他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可怜又令人起敬，一个人在逆境中的所有情感心理他都品尝到了：孤独、忧伤、愤懑、悲凉、无助、绝望……小说中蓝脸月夜劳作的情景是迷人的，如梦似画，有着审美诗学的阐释意境。白天是炽热灼人的太阳照耀下的喧嚣的、狂躁的世界，当夜幕降临，夜凉如水，月光如洗，是一个静谧、温柔的天地，这是属于蓝脸一个人的世界，他十几年来在皎洁月光陪伴下默默耕耘、劳作，获得一份心灵的恬静、惬意。莫言在蓝脸这个人物形象上面投入了过多情感和早年乡村记忆，有他对爷爷等朴实、善良的老农民的真挚的爱。 《生死疲劳》中的诗意描绘只是暴风骤雨间歇的彩虹，冥顽不化的单干户蓝脸数十年里和集体经济的种种矛盾纠葛是小说的情节主线，这种矛盾冲突有时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小说中存在着各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公有与私有、集体与个人、乌托邦与现实……“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④《生死疲劳》的叙事机制就是建立在种种矛盾关系之中，是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和象征性解决。小说最主要的一对矛盾关系是单干户蓝脸和村支书洪泰岳之间的矛盾冲突，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私怨，而是“公理”之争，隐喻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纠葛和较量，一种是私有的小农经济，一种是公有制集体生产，前者被放置在过时、落后、保守的位置上，后者代表着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向和历史潮流，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过渡、转换、进退之中，矛盾冲突的烈度、深度、广度达到峰值。表面上看，洪泰岳一直占据主动、上风、强势位置，而蓝脸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孤家寡人的境地，但他几十年里始终没有屈服，我行我素。最终，蓝脸熬到了新时期土地承包责任制，得以善终，洪泰岳却先是疯了，继而横死，这种人物命运的否定性安排无疑蕴涵着一种社会寓意在其中。《生死疲劳》表现的社会层面矛盾冲突的实质就是生产方式问题。 这必然涉及到文本叙事与现实、历史的关系问题。叙事其实是一种历史再现的问题，是否是真实地再现?如何再现?与之相关，涉及到叙事中的人物身份地位问题，也就是社会阶级概念中的地位问题，谁是历史主体?不同的历史主体就有不同的历史阐释，以及主要角色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导致不同的叙事动机、叙事动力和人物关系，反之亦然。《生死疲劳》的灵魂人物单干户蓝脸占据历史主体位置，小说意在申明，集体化并非农村小生产者的必由之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想象性反转，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那段历史的“再文本化”。 《生死疲劳》的结构是一个大轮回，“即土地或土地所有制的轮回，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再回到私有制，牵涉到土地、生产方式、人和土地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等诸多因素”“一系列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变化，产生很多叙事动力”。⑤这是一种非直线的循环历史观。《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也是一个反复轮回的过程，据莫言在创作谈里讲，这篇小说他构思了很长时间，估计“历史颠倒”的叙事和回到小农经济的轮回史观，他早就考虑成熟，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没有找到满意的叙事方式。他说：“完全按照我们过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写五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那么就跟《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没有什么区别了。”⑥作为一位功成名就而又自律性很强的作家，如何实现创作上的自我超越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严肃问题。莫言在一座寺庙里看到六道轮回的佛教故事的壁画时，茅塞顿开、灵光乍现，想到了用驴、牛、猪、狗、猴等动物轮回投胎转世的叙事形式，以变形、怪诞的动物视角叙述故事，审视人间，由此获得叙事的最大自由和解放，每一次动物投胎都是一次符码转换的过程。形式同时也是内容，它不但具有叙事和审美的意义，同时蕴涵了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判断。《生死疲劳》的叙述形式本身包含了价值判断，比如：第二部“牛犟劲”中，西门牛在遭受暴打、火烧之后，依然坚持走到蓝脸的自留地里死去；第四部“狗精神”中，蓝脸和老狗在一个月光之夜一起默契地走向蓝脸的那一亩六分地，各自跳进自个儿的“墓圹”里安然赴死。这种叙事过程和结局安排毋容置疑蕴涵一种价值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