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5 1939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躲避日军炮火而迁至湘西辰溪的湖南大学正在上演吴祖光创作的《凤凰城》①，这是一部取材于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英勇就义真实事件的四幕话剧。当这场演剧即将进入高潮，也就是主人公苗可秀壮烈殉国的情节时，坐在台下的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永济(弘度)却因不忍目睹英雄的舍身成仁而提前退场，并且在回家之后，题诗三首，以“苌弘碧血成秋磷，精卫冤魂塞海东”的诗句“怀念这一位‘国殇’”②。另据《刘永济年谱》录自谱主手定《云巢诗存稿本》的版本，这组诗总计四首，题为《夜观辰溪湖南大学诸生演〈凤凰城〉苗君可秀死难事》(以下简称《苗诗》)，诗前有小序说明缘起：“苗君为东北大学文学士，从予问业有年。辽变事起，组成义勇军，投邓铁梅部下抗日，被俘不屈死。今观此剧，枨触旧情，凄然成咏。”的确，当此战乱流离、国难方殷之际，以戏剧这样一种“如梦如尘”的方式与已经为国捐躯的旧日学生“相见”，怎不让人悲欣交集，感慨万千③? 追溯起来，1927年1月，刘永济经吴宓介绍赴奉天(沈阳)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与学校一道流亡北平，直至1932年7月转任武汉大学教职，为东北大学服务5年又6个月，1939年2月至6月在湖南大学讲学并任中文系教授④。而苗可秀(而农)，奉天(辽宁)本溪人，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1928年升入本科，“九一八”后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1932年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⑤，正是从刘永济“问业有年”的学生。不仅如此，作为一所远离新文学中心的大学，东北大学的中文系特别注重古典学术训练，并以古典学术的现代转化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⑥。而苗可秀正是这一学术体系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其在1930年《东北丛刊》第12期发表的《班马论叙诸子流别次第各异说》一文，曾被东北硕学金毓黻激赏为“文章尔雅，辞气密栗，足以抉韩欧之藩，而上摩扬马之垒”⑦。在校期间，教授黄侃(季刚)、章士钊(行严)等对其“奖誉有加”⑧。他还曾积极参与“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夏声学社”，参与编辑《夏声季刊》⑨。以此推想，苗可秀一定是与刘永济过从甚密，并且深为后者欣赏的学生。 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仅限于师生之谊。这又要从《苗诗》第二首中的“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说起⑩。此处所言的《满江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岳飞抗金名篇，而是特指刘永济1931年10月18日所作的《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这首军歌首发于当年12月的《大公报》，词前小序有云：“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杀敌之气，为谱此调与之(国难第二周月纪念日)。”军歌通篇慷慨激昂，尤其是最后一句“把乾坤大事共担承，今番决”，更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悲壮(11)。根据相关传记资料，苗可秀正是这支“东北学生军”的发起人和“大队长”，并亲自向刘永济教授“征军歌歌词”(12)。这或许是苗可秀生前最后一次向自己的老师请益，而他们之间的中国古典学术传承终以这首《满江红》作结，并将在抗日战场上迸发出强烈的精神力量。 苗可秀完成“东北学生军”训练后，1932年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派遣赴辽宁岫岩邓铁梅部抗日，并肩负创造政治化、民众化、纪律化、主义化之“新式义勇军”的重任(13)。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与日军激战负伤，6月25日被俘，威逼利诱，誓死不降，7月25日在辽宁凤城英勇就义，年仅29岁(14)。正如当年参与过东北义勇军组织领导工作的黄恒浩(剑秋)所言，苗可秀所部义勇军“没有武器，亦没有政府的力量支持，他们抗日的力量是自己创造出来”，他们是“当之而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15)，而“义勇军殉国牺牲最为壮烈的，苗乃为第一人，其不向异族低头，文天祥不能专美于前矣”(16)。 在观演《凤凰城》后“凄然成咏”的刘永济心绪难平，他又将该诗送给中文系的两位同事和好友曾运乾(星笠)与杨树达(遇夫)寓目。而从杨树达1939年6月19日和6月30日先后两次唱和刘永济的诗作，特别是第二次的题名“弘度续得苗可秀诗二首和之”来看，刘诗本为相隔旬日，次第写就，此亦可证其观演《凤凰城》所受触动之深。杨树达诗中对于刘永济“犹有门人作鬼雄，幼安无负客辽东”的慰藉与赞许(17)，可谓沉痛透彻的知音之言，而对于苗可秀“一介书生延国命”和“不须读史嗟文谢”的感佩与评判(18)，则是恰如其分的史家之笔。 曾运乾在读过《苗诗》后，亦有和诗《湖大诸生演苗可秀死难凤凰城事。苗故东北大学文学院学士也。弘度有诗见示，依韵奉和》四首。曾运乾自1926年起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转任广州中山大学，1937年夏，应因抗战军兴而滞留长沙并受聘于湖南大学的杨树达之邀来长任教(19)。曾运乾在东大任教5年，既是与刘永济同在异乡、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苗可秀一入东大就有幸受教的老师。在此背景下，也就能理解“阵云莽莽压雄边，一别苗君瞬十年”和“雪帽剩来两寓公，梦中重写话辽东”两句所蕴含的师生情谊、东北记忆与世事沧桑。而“留得书生真面目，虎贲相对亦欣然”一句，则既是对于旧日学生苗可秀的激赏，更是对于自身在抗战中传承中华文脉、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期许，也是他们这一代继承了中国士人“忧国忧民”优秀传统的古典学者的写照(20)。 “如子始堪称国士，惭予端合老风尘。”(21)而无论是刘永济笔下的“国士”，还是杨树达和曾运乾诗中的“书生”，这些对于苗可秀的“命名”都源自中国历史悠久的“士人”传统，也正体现了他们守护和践行的文化理想。据曾在该校兼职讲授法文的金克木回忆，彼时湖南大学中文系的杨树达、刘永济、曾运乾等知名学者“都忧心国事”，比如杨树达就在与金克木的谈话中表示，自己之所以研究和讲授《公羊传》，就是因为抗战军兴，国家需要发扬“尊王攘夷”和“大一统”的春秋大义(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