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6年10月19日逝世，在他去世前的1936年9月5日写下了题为《死》①的一篇杂文，其中涉及类似遗嘱的文字摘录如下：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学界长期以来将这段内容视为鲁迅遗嘱，称其为鲁迅的“七条遗嘱”。从完整意义上来说，对此份遗嘱的阐释可以将七条之外的最后一段无形之中附加进去，成为鲁迅“遗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鲁迅为何没有将最后一段列为“八”?可以推想鲁迅是在写成七条之后又想起的补充内容，抑或是有赋予其更加特殊含义的考量。七条之外的最后一段，包含着庞大且复杂的信息，这一点从学者对它的偏爱阐发就可看出。作为不能舍弃的一部分，就不应再限于它形式上的条目之分，可将其概括为第八条——怨敌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本文称之为鲁迅的“八条遗嘱”。 一直以来，杂文《死》之所以被提及并关注，主要源于其中留下了鲁迅预拟遗嘱的文字。自20世纪鲁迅逝世到当今的鲁迅研究界，只要论及鲁迅遗嘱，都将文中的“八条遗嘱”看作鲁迅正式立下的遗嘱。其实，鲁迅“死时很安静，并没有什么话遗留给家人”②，即没有再立法律意义上的正式遗嘱。③“八条遗嘱”实际是鲁迅借遗嘱之名留给后人的一份思想遗产，是鲁迅思想哲学的浓缩表达，这也可从鲁迅以文章形式将遗嘱内容公开发表得到证明。预拟“遗嘱”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与法律意义的遗嘱不能等同。但是为何《死》文里的预拟遗嘱在鲁迅逝世后被视为正式遗嘱，迄今，研究界对此仍无质疑之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八条遗嘱”涵盖了鲁迅的全部思想，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重要证据，是鲁迅“露出自己的血肉”的文字，王得后、钱理群等学者都将其视为鲁迅的“思想遗嘱”。但由“预拟遗嘱”被认定为“正式遗嘱”，再到将“八条遗嘱”最终确立为“思想遗嘱”，这中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一、逝世报道：认“预拟遗嘱”为“正式遗嘱” 根据许广平、内山完造、须藤五百三等经历了鲁迅生命最后时刻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文字，可以大致拼贴再现鲁迅逝世前的真实情境。鲁迅在1936年10月18日凌晨三点半气喘发作，10月19日早上五点二十五分逝世，中间一天一夜近26个小时的时间意识都十分清醒。在十八日日间采取一系列的治疗措施后，鲁迅还对安置一名日本看护留在家中照看甚觉奇怪，向须藤五百三问道：“我病已如此严重了吗?”当内山完造出于谨慎交待许广平：“病势很重，有注意之必要”，“还是叫先生的令弟来好”，许广平则答“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④对于要不要叫弟弟周建人来，鲁迅认为没有必要。据许广平记载，19日凌晨到4点由她和日本看护在鲁迅身旁照料，有一段细节值得引起注意：“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期间鲁迅还对许广平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并有“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最终五点二十五分鲁迅溘然长逝。自发病到逝世的整个过程中，鲁迅没有专门自书或代书遗嘱交待后事，最终安安静静地离世。鲁迅为何没有专立遗嘱?从鲁迅晚年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的追悼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⑤中可以找到原因。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的对先生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象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这话我现在尚记忆着。 须藤五百三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与他接触甚多。虽然后来关于须藤为鲁迅医治肺病过程争议很大，鲁迅却是十分信任他的。由于鲁迅幼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父亲为庸医医治而死的阴影一直存在心底，在日本学校学习医科的认知基础又使他更加相信西医的科学，选择须藤这位日本医生为他医治肺病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面对一位自己信赖的医生，鲁迅更容易放下心理戒备，由医患关系慢慢地便发展成半医者半友人的关系。在这段记述中，须藤以“主张和主义”或使鲁迅身陷险境为引，提醒鲁迅早立遗嘱，而鲁迅的回答直截了当：“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可以想见这是鲁迅第一次被人将死亡这一话题抛掷面前、直面谈论死后的问题，对需不需要立遗嘱，鲁迅的回答也最能体现他的初衷。并且，须藤在纪念文里列出鲁迅说过的这段话，恰是为了证明鲁迅后来写下“八条遗嘱”的行为与他之前说过的话相矛盾，前后不一。可这正是须藤对鲁迅的曲解之处，鲁迅其实并没有改变初衷，“八条遗嘱”就是鲁迅“平生言论和主张”之一。我们也更无须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