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法的门前和窗下 民国某年的一个春节，在浙江乡下，爱姑和父亲庄木三乘船去庞庄慰老爷家，丈夫有姘头，要离婚，爱姑不甘心。两家委托慰老爷调解，三年未果，这次借七大人来慰老爷家做客，两家来做了断。父女二人疾行，坐船，过庞庄魁星阁，走近慰老爷家，家丁引爱姑进慰老爷家客厅，跨进门槛的那一刻，一向泼辣的爱姑胆怯了： ……不一会，她已经跟着一个长年，和她父亲经过大厅，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客厅里有许多东西，她不及细看；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缎子马褂发闪。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发亮。(鲁迅《离婚》) 鲁迅写爱姑跨进门槛时的胆怯心理，满座贵客，代表“皇权”的大人与代表“埤权”的老爷聚到一起，闪光的马褂，七大人把玩着古董，漫不经心听案情，慰老爷向着夫家，威逼爱姑妥协，他们都和知县大老爷换过帖，官司打到官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吗?宗法社会讲究“差序格局”，没门路的一方总要吃亏。 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作品中农民怎么见“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二十世纪中国农民和乡村社会内部结构。爱姑外出申诉是个新现象，在传统中国，妇女纠纷需经他人代告，自己不得出面，文学作品叙述单身女性外出告状的种种传奇历险，仅仅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比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中，当事人二妞因为是女人，不能进入断案大堂，只能在门外的窗下偷听。这个故事发生在阎锡山治下山西农村，村小学教员李春喜霸占邻居家厕所，恶人先告状，来庙前敲钟，叫看庙人老宋通知村公所干部裁决。此时阎锡山正在山西推行保甲新政，仍袭用宗法势力处理村民纠纷，村干部也依然是有钱人充数。审案的时间在晚上，老宋守门，村民们听到钟声纷纷来到村公所看断案，说是来“看”，其实都只能在庙门边的窗下偷听，屋内老实巴交的铁锁说不过小喜，他老婆二妞在窗下听到气人之处，抱着娃冲进庙里： 窗外有个女人抢着叫道：“为什么不敢说?就是打伙讹人啦!”只见铁锁的老婆二妞当当跑进来，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指画着，大声说道：“你们五十多的记不得，四十多的记得就是两个毛厕，难道村里再没有上年纪的人，就丢下你们两个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这样无法无天的东西!滚出去!老宋!撵出她!” 二妞道：“撵我呀?贼是我捉的，树也是我砍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李如珍道：“叫你来没有?” 二妞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那有这说理不叫正头事主的?” 在窗外听话的人越挤越多，都暗暗点头，还有些人交头接耳说：“二妞说话把得住理。” 二妞抱着孩子冲进村公所，李如珍认为是“无法无天”，叫看门人撵出去。虽然宗庙在民国后改成了村公所，但在乡绅李如珍看来，女人自古不被允许进庙，如今进了村公所还敢“撒泼”，更不像话。长老们关键时刻也不敢出头说公道话，可见费孝通所言的“长老统治”并不管用。二妞冲进堂后，小说接着写了窗外叽叽喳喳的人群声，这声音也让村干部们厌烦。小说为什么要写这群“观众”?西方古典戏剧中也常出现“观众”，歌队就是观众的一种形式，歌队是故事的局外人，与剧情无直接关联，有时议论、有时抒情，有时静观，有时化作智慧神，起到连接情节、活跃气氛、沟通读者的功能。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中，也会出现推进叙事的“观众”，“观众”或评判事件，发表议论，表达民意。赵树理设计了这群窗下偷听的“观众”，他们在门外的“议论”既代表正义，也是作者的声音。春喜弟弟小喜的到来，打断了村民们的议论： 正议论间，又从庙门外走进个人来，有二十多岁年纪，披着一头短发，穿了件青缎马褂，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人们一见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样，不约而同都吸了口冷气，给他让开一条路。……他一进去，正碰着二妞说话，便对着二妞发话道：“什么东西叽叽喳喳的!”①…… 除了村长是小喜的叔父，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就顶他道：“你管得着?你是村公所的什么人?谁请的你?……” 小喜是纨绔子弟的形象，能随意出入会场，“众人”一见小喜，自动分开，“为小喜让开一条的通道”，用众人害怕的声色衬托村公所门前，人与人不平等；二妞在堂内遭遇危险时，也是众人在关键时刻，将她拉出，掩护她走出去；众人赞赏二妞会说话，并劝她少说两句，免得吃亏，“众人”话也说给读者听，帮助读者理解人情世态，可见群众在这里承担了多种叙事功能： 窗外边的人见势头不对，跑进去把二妞拉出来了。二妞仍不服软，仍回头向里边道： “只有你们活的了!外来户还有命啦?”别的人低声劝道：“少说上句吧!这时候还说什么理?你还占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长在外边发话道：“闲人一概出去!都在外边乱什么?” 小毛揭起帘子道：“你们就没有看见庙门上的虎头牌吗?‘公所重地，闲人免进。’你们乱什么?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