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0)05-0014-08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它以求真求实的历史还原为目的，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历史环境和文人心态的中介要素，重视主体感悟和文学本体的交叉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则是一个有待开拓和深化的重大课题。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早已进入历史化和学科化阶段，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亦有上千种，如“文学史”“思潮史”“文体史”“流派史”和“社团史”等等，不一而足，但迄今却没有出现全面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文学思想史的背景及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命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拥有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学科背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是其基础和背景，只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却具有相当难度。中国现当代社会及思想本身非常复杂，自不待言，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及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驳杂而零散。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直接标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著述仅有杨春时的《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刘忠的《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胡传吉的《未完成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等三种。杨春时“以现代性为经，以文学思潮为纬”[1]，将百年文学思想分为“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战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后新时期文学”等几个时段，分别从它们与传统文学思想、西方文学思想、苏联文学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承关系描述其思想特点。虽名为文学思想史，实为文学思潮史，侧重的还是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描述，虽“力图突出文学思想自身的历史”，对作家作品的思想分析却非常薄弱，无法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历史进程。刘忠认为：“作为思想的承载物，文学既感应、宣传着思想，又生成、建构着思想，从而为‘新民’、‘启蒙’、‘革命’等社会使命提供可能”[2]，于是，他采取审美与思想互渗互融的视角，关注社会思想和思潮的文学表达，以及文学文本对社会整体思想状况的建构和参与，并以同情、理解的眼光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非文学性，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凸显文学审美与社会思想的共振性，对作家生命体验和观念认知却没有深入细致地讨论，忽视了文本审美化、形式化的思想构成。胡传吉主要将文学作为思想媒介方式，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中“牺牲”“群治”“人的发现”“新道德”和“理想主义”等观念[3]，采用了近似文学观念或文学关键词的描述方式。这样的思维路径，在李怡主编的《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也有着扎实而丰富的展现，只是它更偏重于对文学批评和理论概念的清理和阐释[4]。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已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问题，只是文学思想常常被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观念所笼罩或遮蔽，被掩藏于与之相关的各种观念和概念之中，而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性，没有确立自己的阐释理论和方法论，这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留下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注重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文学范式生成的相关因素，在描述文学思潮的同时也关注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轨迹。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以历史、人性和审美的价值立场架构起“人的文学”的历史描述，对文学的经典化品质进行了全面梳理，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变迁也有勾勒和呈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深入分析，描述文学历史背后的意识形态张力及其绵延和断裂，特别关注左翼文学传统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与重组，丰富地呈现了当代文学发展之历史缝隙和思想细节。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5]，以文学思潮、作家和文体为中心，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历史，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文学形象和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批评史、文体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概念的历史叙述也或多或少包含着社会思潮、作家观念和文本思想的诸多内容，对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显然会有镜鉴意义。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密切相关的则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成熟。1936年，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以文学内部和外部双重视角展开考察，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描述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和总体规律，将中国文学思想总结为“达意主义”“气格主义”和“修辞主义”，将中国文学思想演进规律归纳为“仿古主义”的“创造主义”，认为中国文学思想经历了“实用娱乐”“文艺至上”和“仿古低徊”三个发展阶段。他还关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儒家、道家和玄学等哲学思潮对文学思想观念的影响，留意到传统美术、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与文学观念的渗透与互动关系。青木正儿继承了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术理念，坚持“杂文学”概念，采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既注重文学思想和时代精神的外部关系，又注重文本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真正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推向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应是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倡导和实践。罗宗强较早地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化论题加以讨论，撰写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思想史》等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建立了系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他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以及历史环境和士人心态都纳入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考察体系，重视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演变原因考察[6]。他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贡献了系列学术成果，如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的《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吴崇明的《班固文学思想研究》、赵建章的《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等等，他们都基本上沿用了罗宗强的研究范式和阐释逻辑，也更为具体而丰富地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