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明清时期迎来了我国封建时代城市发展的一大高潮，大中城市数量明显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小说创作高潮，成为古代小说史上的繁荣阶段。由于城市与文学的互动日趋频繁，“城市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都获得极大发展，城市生活因而成为明清小说重点表现的内容，其中，小说中的“双城记”尤为引人注目。所谓小说“双城记”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小说作品在对发生于某一重要城市中的故事情节展开细致描绘的同时，会有另一重要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和参照，从而形成彼此关联、相互映照的“双城叙事”现象。明清小说中不仅有多种“双城记”，而且此类“双城记”构成了贯穿整体、前后接续的序列，这一现象业已引起学界的较大关注。较早提出古代小说中“双城记”概念的是宋莉华教授，参见其《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载香港大学中文系2001年主办“宋词与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另外，笔者与孙逊教授曾联合撰文《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意涵》，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由于此论题涵盖广泛，学界此前的相关研究(包括笔者)多集中于现象呈现的分析或某一具体双城的论证，对于这一叙事现象的本体属性尚缺少深入的学理探讨，故本文拟作进一步申论，以阐明其主要意涵、表现形态、文化机理以及文学史意义。 一、“双城记”的主要意涵与表现 在明清小说史中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时间轴，呈现了从明代直至近代作品中的描绘分明、前后相续的“双城记”，如果以时间为序，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组“双城”，即明代至清中期的汴梁与杭州、北京与南京、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则有北京与上海，这三个阶段六组“双城”在时间上彼此有交叉，就空间推进而言，大体上呈现为南北呼应、自北向南轮替演进的整体趋势。 明清小说中最主要的“双城”，是两组“双都”，也就是宋代的故都城开封与杭州和当时的都城北京与南京。明清小说的开封和杭州与宋元时期相比，在发展演进中出现了重大的分化。如果说宋元时两个城市还是双峰并峙，那么到了明清，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倚靠，开封的发展明显呈现颓势，只是维持了中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清代的杭州依托江南的整体迅猛发展之势，人口持续超过百万，成为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在小说特色方面，双城的小说叙事都以世俗化和市民化为基调，但作品的规模、数量和名作比重呈现迥异的面貌。 明清小说作者对于开封(东京)的抒写主要呈现为追忆和写实两种状态，一方面，小说家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但是，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在对故都东京景象的回望中，展现出虚化的倾向，城市景观描写逐渐隐入小说刻画的幽深之处，它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符号意义不断凸现出来。我们从代表作品《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传承讲述，就能够清楚地窥见东京意象的演进，如何从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世俗欲望的都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强权的符号化象征。另一方面，小说家重新发现了现实中的开封，当时出现了一些描写开封的中长篇世情小说，而写开封最充分、也最为典型的，则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此书叙述了开封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在忠仆王中的帮助下迷途知返、重振家业的故事。这部作品堪称18世纪的开封风土生活志，生动展现了开封的两种城市属性：中州理学名区与中州商业都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反映了小说家对历史名城风貌新的把握和塑造。相比而言，明清时期的杭州在小说中却获得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小说创作变成一种文学接力活动，出现了以风物传说、世俗写真和风月言情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西湖小说”。代表作品有明末周清原的《西湖二集》，该书共34卷，每卷平话一篇，内容多敷衍与西湖相关的古今故事。又有《西湖佳话》，包括《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等内容，则是以西湖景点为中心描写风物传说的短篇小说集。此外“西湖小说”还包括《鸳鸯配》《醋葫芦》等多个中篇，“三言二拍”中的多个短篇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欢喜冤家》中的多个篇章，等等。西湖小说无疑是古代小说中表现城市映像最丰富也最立体的作品系列。 再来看明清小说中的北京和南京。明末南京人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两都”中，论述了南京作为陪都的意义，认为乃“国家之深计长虑”，“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1](P36)“双都”景象在明清小说中多有描绘。北京叙事展示出大气醇和的景象，这源于宫廷、缙绅和庶民三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城市文化中官派气度和市井情味的融合。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清代中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红楼梦》笔下的“神京”“长安”“都中”之称谓都指向了集聚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的京城。在帝京里，这些高门大族利用家族势力建构起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显示出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姓费莫氏，先祖为满族贵胄，至其时家道已中落，但他以理想化的笔触，着力描绘一个汉军旗人世家经历世运变迁而最终家道中兴的故事，“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世”(首回“缘起”)[2](P6)，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