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0)04-0146-11 近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评点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各种著作形态的理论和批评相比，评点形态无疑存在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缺陷，但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紧附于作品文本展开批评，因此不仅更为丰富细致，而且更加贴近作品的文类特性，它的理论视角和因此生发的理论观念，往往为其他理论批评形态所未注意或未予充分阐发。因此，作为理论和批评遗产，评点批评就格外值得我们重新审视。①就中国古代叙事理论而言，一方面，类似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那样著作形态的戏曲理论批评不是很多，小说则没有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明清戏曲、小说的评点批评却异常丰富，它们附着于叙事作品的文本，批评的内容自然也围绕叙事文学特征展开，其中就蕴含着叙事学的诸多内容。这些评点中的叙事学内容和西方的叙事学既有相近之处，更具有中国特色，对此，已有学者予以注意和申说，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不仅在“导论”中列出“叙事文类的新变与明清之际小说戏曲评点家”一节，并且设第五章“评点家篇”专论评点，其论说小说戏曲评点之于中国叙事学的关系道：“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们小说戏剧评点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中国叙事学的丰富多彩的审美感悟和理论思维的世界”，“谈论中国叙事学而不研究评点家，这样的理论体系是很难说具有多少中国特色的。”②笔者完全赞同这些看法。现根据研究所得，对明清戏曲小说评点的叙事理论建构略予梳理，期望对中国叙事学的形式和话语有所丰富。 一、“通作者之意”：叙事意图论 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心意识的表达，叙事作品也不例外。叙事作品虽然不像抒情作品那样直接表达作者的意图或者抒发其内心的情感，但在叙说故事的背后，同样潜隐着叙事者的意图。在明清戏曲小说评点中，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叙事意图往往是评点者首先关注的对象。 这种对文本叙事意图的揭示，往往是在评点本的序言中展开，这牵涉评点批评形式的构成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评点是在“正文的有关地方予以圈点、短评，并与读法、总评和序跋合为有机整体，从而对文本进行阐释、归纳和导引升华，充分体现出评点家本人的基本思路、审美情趣和哲学观念”③的批评方式。对此，需要补充的是，序跋一定是评点本中的序跋，非评点本中的序跋不能作为评点“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评点本中，无论序跋出自评点者之手还是其他人之手，因为和其他评点内容密切相关，才能视为评点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卓吾是较早对戏曲小说进行评点的批评家，他明确地说，自己“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甚多，……《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西厢记》《琵琶》涂抹窜改得甚妙”④。在其评点中就每每对叙事意图予以揭示。在《拜月亭》序中他说道：“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重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兴福投窜林莽，知恩报恩，自是常理，而卒结以良缘，许之归妹，兴福为妹夫，世隆为妻兄。无德不酬，无恩不答，天之报施善人，又何其巧欤!”⑤李卓吾对该剧叙事意图的理解，和其他批评者关注该剧爱情书写很不相同。在他看来，这部作品的主旨在于表现“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以及知恩报恩的伦理道德观。李卓吾曾经评点过《西厢记》，在揭示《拜月亭》的叙事意图时，他将该作与《西厢记》予以比较。《西厢记》的内容主要是爱情，剧中的崔莺莺为了实现爱情就不能“重名”，而《拜月亭》里的王瑞兰对于爱情婚姻却很慎重，她比崔莺莺“尤为闲雅”，“贞正之极”。因此，该剧和《西厢记》所描写的爱情就有区别，王、蒋之间的爱情具有“义夫节妇”的色彩；而作品对蒋世隆兄妹以及陀满兴福的描写，更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从而，该剧就是一部“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的伦理剧。 这种对叙事意图的揭示，在小说评点中同样多见。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序言就指出，叙事者的叙事意图乃是“发愤”：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至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而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辽破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则前日聚啸水浒之强人也!⑥ 应该说，李卓吾对《水浒传》叙事意图的理解既独特也很深入。他结合叙事者“身在元、心在宋”的生活时代，指出小说对“前日聚啸水浒之强人”——梁山好汉们的叙事，其意图指向在于发泄对宋弱、宋亡之悲愤。 在《儒林外史》的评点中，卧闲草堂本无疑最重要，对后世影响甚大。其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⑦批评者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三种，并指出作品中辞却功名富贵的人“品地最上一层”。这样的批评无疑是认真阅读文本后得出的认识，自然也是对作品叙事意图的揭示和总结。不仅如此，书中的具体评点也同样揭示了作者的叙事意图，如第二回的总评道：“‘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起首不写王侯将相，却先写一夏总甲。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洋洋、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⑧此段批语指出了作者从夏总甲开始叙事的用心。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总甲，居然也能够凭借“总甲”的身份洋洋自得，可见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对人和社会的毒害。第二十五回回评说：“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功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良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稀矣。倪霜峰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为救时之良药，亦可为醒世之晨钟也。”⑨这段批语针对小说中倪霜峰的话而生发，围绕的却是序言中“功名富贵”的叙事意图而展开，指出科举制度搅动了读书人的“功名”之心，从而上演了诸多人生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