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契既造，砚墨乃陈。”①砚，作为研磨颜料的工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汉魏以来，随着砚材的开发与制砚工艺技术的进步，其形制之美与器用之精良，逐渐引起了文人的审美兴趣。衍至唐代，特别是中晚唐以来，文人赏砚、品砚之风渐盛，砚由“简牍所资，盖不可少”②的书写工具，渐变为文房清供。推至两宋，砚与文人的亲和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对宋代文人而言，砚，既是日常文化消费品，亦是案头几上可以把玩的“闲澹物”。既是公退之余解闷消忧之清玩，亦是酒边席上的谈资与话头。砚，以有形之器，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载体。它标示着文人的身份，区隔着雅、俗之辨。它是无言的见证者，记录着先辈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也是发祥物，在父子之间，师弟之间，先达与后进之间，传递着先祖前贤殷切的热望与厚望。砚在宋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性，由品砚、赏砚的日常生活入手，阐幽显微，可以一窥宋代文人诗性的精神世界。 一、由唐而宋：宋人赏砚、品砚的时代特点与文化内涵 以砚为玩赏的对象，唐人诗赋多有记载。初唐杨师道《砚诗》，“圆池类辟水”③，李峤《砚诗》，“形带石岩圆”④，是晋、唐圆形辟雍砚的形制特点。杜甫《石砚诗》，其观赏之砚，滑泽光洁，能发墨，温润出水，石有双穴，不雕自具。所研之墨，可供“数人挥洒而有余，十手对面而非不足”⑤，乃一巨璞。中唐张少博笔下的石砚，其“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壶；焕然之文，状吐菱之石镜”，“匪销匪铄，良金安可比其刚；不磷不缁，美玉未足方其质”⑥，所赋之砚，莹光照人，有天然文理，坚致而细腻，久磨不薄，不滞墨，一洗即去，污之而不能使其黑。其受用之处，胜过良金美玉。李贺名作《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曰：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熏。干腻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顽何足云!⑦ 清陈本礼《协律钩玄》引董注笺此诗“干腻”一句曰：“砚佳，则无过燥、过腻、过厚、过薄之病，而墨脚匀矣。此以墨试砚之法。”又释“圆豪”一句曰：“声不静，则伐笔。声不新，则又狎笔。此又以笔试砚之法。”⑧长吉之诗，体物精深，以奇丽之笔，尽现端砚之美。尤可注意者是，其赏砚、试砚的方法与技巧，以用为功，以用为美，与后世《砚谱》所云“石理发墨为上”、色与形制工拙又次之⑨，在审美态度与方法上，有消息相通之处，是难得的唐代艺术史资料。 “砚必宋、唐”⑩，唐代文人在赏砚、品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博物学知识，他们的审美偏好，他们对物性之美的敏感以及其状物赋形的文学技巧，以一种文化传承的形式，对宋代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唐代而言，宋人，特别宋仁宗朝以来的文人，他们赏砚、品砚、爱砚及其衍生出的文学现象，自有其时代特点与文化内涵： 其一，宋代文人往往以砚为纽带，互通有无，互相题品，共同唱和，以此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围绕着“砚”这种手头案上的“闲澹”之物，宋人所展开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以及文人交往互动、诗歌唱和之频繁，远为唐人所不及。以诗乞砚，报之以砚，又附之以诗，或者赠之以砚，谢之以诗。反复题品与文学互动，是宋代藏砚、赏砚、品砚最常见的方式，是宋人诗意人生的一个侧面。此外，蔡襄集中有诗题曰：“徐虞部以龙尾石砚邀予第品，仍授来使持还书府。”(11)携砚求品，而报之以诗，并刻砚以传，这是宋人品砚的一种变式。又如，嘉祐三年，刘敞、梅尧臣、江休复等名士会饮于京师，共赏友人刘泾州所得唐人古砚，辨其真伪，以助诗兴。江云“刘侯宝此要勿忘”(12)，刘云“万事售伪必眩真”(13)，梅云“砚真砚伪休开口”(14)，三人机锋相对，各有题品，而皆以诗纪之。在诗酒文会上，出砚集评，同题唱和。这是宋人品砚的另一变式。此种品砚方式，最有雅趣，也最能激发诗人的创作冲动。 注重分享与交流，群体意识增强，是宋代文人赏砚、品砚的一个显著特点。名砚如佳诗，共欣赏，相与析，自别有一番兴味。砚“可以群”，其美学史的意义在于，增广了宋代文人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或相似美学趣味的形成。以欧阳修、梅尧臣等嘉祐文人为例。欧阳修《砚谱》说：“端石非徒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15)又曰：“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发墨，优于石尔。”(16)以用为功，轻端砚而重瓦砚。这种实用主义审美趣味，在宋仁宗朝的文人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以梅尧臣为例，庆历四年(1044)，得李殿丞端州砚，有“蛟龙所窟处，其石美且坚”(17)句美之；同年，忠上人携王生古砚夸示，梅尧臣作诗讽之曰：“重古一如此，吾今对之悲。”(18)庆历七年(1047)，杜挺之赠梅尧臣端溪圆砚一枚，此砚有眼发墨，“明日未央朝，执手笑哑哑”(19)，诗人得之甚喜；嘉祐元年(1056)，作《铜雀砚》诗，有“端溪割紫云，空负世上名”(20)之句。次年(1057)，又从王几道处得磁州澄泥、古瓦二砚。有“澄泥丛台泥，瓦斵邺宫瓦。共为几桉用，相与笔墨假”(21)之句。嘉祐三年(1058)，又与刘敞、江休复等，在李士衡家，共赏唐天宝十年古砚，并有诗纪之。 从庆历四年至嘉祐三年的近十五年间，梅尧臣对端砚的态度，由誉而贬；对古砚、瓦砚，由贬而誉。以宋仁宗嘉祐元年为起点，其审美兴趣与艺术品味，逐渐趋于好古实用，与欧阳修、刘敞审美观相近。韩琦《答章望之秘校惠诗求古瓦砚》有云：“我来本邦责邺令，朝搜暮索劳精神。遗基坏地徧坑窟，始获一瓦全元淳。”(22)至和末、嘉祐初，瓦砚珍如圭璧，韩琦其时在相州，遂动用行政手段，费尽心力，刮地搜罗，相州铜雀真瓦稍现人间。嘉祐初，梅尧臣与欧阳修等挚友同朝为官，相得甚欢。从至和末嘉祐初盛行士林的好古风尚以及欧、梅二人过从甚密来看，其艺术趣味的迁变，有一定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