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慎于著书的观念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相比而言，读古人书，做读书札记则成为一种优良传统。顾炎武《钞书自序》曰： 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① 读书作札记，或摘录古书数语，或随意抒发，或精心考证。最初，主要是为自己积累资料，以备将来著述。因此，读书札记本为无意成书的资料册子。但当这些札记积累到一定规模时，便有可能被整理成著作。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起，一边读书做札记成为学者必不可少的功课，由此产生了数量丰富而参差不齐的读书札记。 梁启超将清代社会称为“学者社会”，他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②又将清代学者的读书札记分为三类： 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③ 清代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这些札记册子为基础的。由读书札记而成的著述，在清代也格外丰富。最显而易见者，即将梁氏所说的“已成精制品者”整理编校，就是一部考证笔记。在提到考证笔记时，清人常说“偶有所得，辄笔记之”，用来描摹考证笔记成书之初的情状。如洪亮吉作《晓读书斋杂录》曰：“偶有所得，辄笔记之于书，非敢云质之同人，聊自记其不废学云。”④赵绍祖《消暑录自序》也说：“取说部、诗话等数十种拉杂观之，偶有所得，辄笔记之。”⑤此类话语甚多，不必一一列举。审其语气，似乎编纂考证笔记最为随意，俨然是学者的无心之作。 然而，通过我们对考证笔记——尤其是由学者亲自编定的著作——成书的考察，发现清人的考证笔记，并非简单地将平日读书札记芟削而成，而是自始至终带有强烈自觉意识编纂的赖以扬名传世的严肃著作。 一、清人手订考证笔记的缘由 清代学者将读书札记编订成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看似随意，但往往受某种因素的驱动，有较为相似的原因。他们或是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或是出于对自己辛勤纂录成果的珍惜，或是迫于同仁友朋的敦促。通过对清人手订考证笔记情况的广泛考察，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缘由。 1.敝帚自珍，不欲有所散佚 学者在读书过程中随手抄录读书札记，经过常年积累，往往多达十数册或数十册之多，这些札记虽然精粗不一，多有可弃者，或已用作其他考证著作的论据，但仍有部分内容凝结了作者的心得体会，若任其散佚，实属可惜。因此，他们便有删汰、编订的意向，希望自己历年的心血不至在后世消亡殆尽。如乔松年手自编订《萝藦亭札记》八卷，他说： 世之老师宿儒说经铿铿，才人墨客道古娓娓者固已多矣，固已精矣。如仆陋劣，乃复伸眉摇笔，振振有辞，斯诚醯鸡井蛙之见哉。然而穿穴群言，差胜博弈，勒成一编，可佐讌谭。或者得如凡鸟小草之被色滋荣，与所谓灵禽嘉卉同游并茁于六合之内，亦未可知也。若谓觊附于作者之林，则仆何敢。⑥由此可见，他虽然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论证不如“老师宿儒”“才人墨客”既多且精，但仍然不忍废弃，正体现了敝帚自珍的心态。 徐鼒性嗜读书，中年长期寄人篱下，设馆授书，晚年有感于战乱频仍，世事变迁，所撰书稿及藏书不断散佚，于是乃将早年批校于书眉的文字汇为一编，校理成书，即《读书杂释》十四卷。徐氏曰： 戊子（道光八年，1828）、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馆扬州史氏，治《月令》，见高蔡之义，间优于康成，作《月令旧解异同》；读洪兴祖《楚词补注》，作《楚词校勘记》，未卒业而闻先大人疾革，匆匆卷箧归柢，稿散失过半。癸丑（咸丰三年，1853，此指太平天国犯扬州之事。——引者）四月，粤匪犯六合之南关，臧书毁焉。就行箧所遗留者录鄙说而覆勘之，……以是志先泽焉，则固当过而存之矣。⑦ 此序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次年徐氏下世，是书幸赖生前手自覆校，得以流传。徐氏晚年周旋于公务与战乱之间，仍笔耕不辍，留心著述，他对平生著作无比珍视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卢文弨在《钟山札记》自序中更是明确地说：“余老矣，儿辈皆弱，不忍辛苦纂辑之复为烟飞灰荩也。”⑧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孙志祖《读书脞录》的编订，志祖致仕后读书“偶有所得，随笔疏记”，至积久成帙，“因有感于卢抱经学士‘辛苦纂集，烟飞灰荩’之语，乃略加诠次，付诸剞劂”。⑨都是由于作者对自己著作倍加珍惜，不欲使之散佚。 2.重视考订笔记 笔记与小说家颇有渊源，宋代以来虽不乏名作，但在传统观念中，笔记仍游离于正经正史之外，被视作“小道”。清代学者撰写的以考证为主要内容的读书札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传闻小道自不相同。所以，他们在编撰考证笔记时，意图破除前人对笔记的偏见，突显其史料性与考证特点。清初顾炎武用“采铜于山”来比喻自己撰作《日知录》的过程，就是一种十分重视、肯定笔记价值的态度。乾嘉以降，学者对考订笔记的重视，则是受全社会崇尚考据的风气的影响。汪师韩已经不再把考订类的笔记等同于一般的说部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