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中国国土沦丧，至国府西迁，西南西北变成了支撑抗战胜利的坚强大后方。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有充分的研究，而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认识很不足，①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个别省份，而无整体关照。②有的文章虽以“大后方研究”冠名，但其研究对象则是西南地区③。此外，已有研究，如潘洵教授和周勇教授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区是重庆、四川，而西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拓展地区。④窃以为，这一说法有待商榷。抗战时期大后方有两个核心区——即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核心区和以延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核心区。中国社科院张海鹏先生在《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事实上，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臂指相连，互为奥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诚如有人所言：“西南物产丰饶，资源富厚，固可作民族根据地，但如果没有西北，亦绝不足以言复兴与发展，且西北要是不保，西南便决不能自存。所以西北是西南的屏障，其地位较西南尤为重要。”⑥因是之故，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与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对比联系研究，当是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有效进路。 一、西北抗战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大政治。经过长征革命洗礼抵达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充分认识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先进政党的历史责任，在理论、制度、文化和道路建设上，体现出超凡的自信和卓越的领导力，使得西北抗战大后方实际上成为抗战理论的重要生发地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斯时中共领导人在充分了解历史、考量国情、权衡敌我优劣、纵观世界局面的复杂情势下，为促成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势的抗战理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战争的变动性等客观事实提出了著名的持久战三阶段说：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期。⑦毛泽东的这一抗战论断以其高超的智慧和理论勇气，为中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击碎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不实论调，成为指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而要走向胜利，就必须最大限度的调动蕴藏在最底层的民气，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⑧“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⑨历史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的正确路线，千百万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亦有进者，发端于大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⑩并成功地回答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理论和道路问题，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理论短板和民族自信心不足等命题，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气派”，为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基调和光明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重要制度的开创者，其制度建设不仅能够适应时代，而且超越时代，引领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其治下实行的“三三制”政治制度，动员了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抗战。这个制度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胸襟和抗战诚心。军队的制度建设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又一制胜法宝。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11)故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内部必须建立平等官兵关系，军队必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2)的子弟兵。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13)因为这个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若“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4)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15)中国共产党党建的先进性、制度性和长期性，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相当的自信，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16)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化要辩证吸收，“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7)而创造新文化的路径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吸纳，最终孕育出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8)这种新文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知识分子必须把唤起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建设的新文化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升到近代以来的最高点。近代以降，受西学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进退维谷，批判甚至废弃之说接踵而来，而全盘西化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然则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国内外文化辩证继承，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9)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国道路的设计师。抗战伊始，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理应担负起正面战场抗战任务，但其内部的片面抗战、曲线救国、投降卖国，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游移态度，使得抗战随时有夭折的危险。故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着敌情、国情，中国共产党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将不能战胜日本” (20)的著名论断，且由于对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必须大规模建立根据地。纵观历史、放眼全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都作了深刻地论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的革命道路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及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1)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判定，使得其将抗日战争只看作是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故能在战时和战后全面把控时局，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动权，成功地缔造了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