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月4日，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如果一国首相作为一个公民个体为了悼念战死者而在靖国神社参拜，我不能理解来自日本人民的批评。我也不能理解来自知识分子和记者的批评，他们并不喜欢政治干预思想的自由。” 这个讲话成问题的是：小泉先生以其作为首相的官方角色诉诸日本宪法，目的却是捍卫其作为一个私人个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权利。由此他就在自己周围建起了一堵高墙，拒绝去听任何批评的声音。然而，不能否认这个使得首相在神社前纪念战死者有其必要性的“心的问题”属于人类宗教活动的领域。遗憾的是，公共官员参与这种宗教活动模糊了“公”、“私”和“公共”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公共精神性在后现代世界中的意义。 只要日本人坚持在靖国神社纪念其国家的战死者，我们就无法与将该神社视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其他国家达成完全的和解。日本现行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要以人民的普遍意志为基础。主权不再依赖于天皇，而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日本人民必须重新思考国家主权的来源和意义。 由于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意义要归结于日本军国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所以它与现行日本宪法是不相容的。既然存在与日本军国和天皇体制的这种强烈的历史关联，那么就很难为小泉在靖国神社纪念所有二战受害者的行为进行辩护。 二、记忆和认同 如果我们在政治维度之下进行探究，有关靖国神社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记忆与认同问题深切相关，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对一些保守群体而言，现代日本的形成主要是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而不是194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之时。这些群体希望将现代国家的认同重新定位于以天皇为中心。保守派和自由派如何记忆现代日本的开端这一问题意义重大，因为这些记忆塑造了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有时候阻碍了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保守派中，这一问题还可能导致对现代化的强烈抵制，比如说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体现的抵制。我将日本今天的这种情况称为“靖国神社原教旨主义”。本文旨在通过展示有关“和”的思想的哲学如何能够有助于和解进程，从而提出一种克服靖国神社原教旨主义的方法。 靖国神社式的记忆始于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内战时期，并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和战争后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内战中胜利一方即明治天皇一方死去的士兵在靖国神社得到纪念。现代日本发动帝国战争之时的政策一直到此次战争(1931-1945年)始终是一样的：只有日本阵亡士兵的神灵被神化为这个神社中的神，敌方士兵则被排除在外。这种纪念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内战，以往所有的受害者包括敌人在内都会得到纪念。靖国神社式的记忆是明治政府在新的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前例的发明。靖国神社是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政府而设的精神中心。 靖国神社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通过授予阵亡士兵民族神的地位来给他们荣誉。在某种意义上，剥除其宗教含义，这与20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另一个功能是为国家提供一个悼念场所，来表达其对战争中大量死者的悲伤之情。通过纪念战争死难者，神社意图帮助国家从战争的伤痛中治愈。后者关系到宗教活动或公共精神性，这一点被完全吸收到神道教中，而且只以神道教崇拜的方式，因为它在帝国的日本被规定为国教。在这种意义上，靖国神社对于天皇的臣民而言是神圣的场所，天皇被视为神圣的甚或活着的神。 然而，战后的宪法宣布“政教分离”。在对宪法第20条和第89条的灵活解释中，宗教和公共精神性被排除在公民和公共生活之外，靖国神社的活动应当保持与政府活动相分离。20世纪60年代晚期，保守派政客和公民群体发起了一个运动，想给予靖国神社国家纪念的官方地位。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推动了日本政府自二战后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其自卫队。随着未来士兵死亡可能性的增加，保守派将不可避免地重提他们对靖国神社的强调，并迫使政府官员举行靖国神社式的纪念。 另一方面，因为反对神道教国家，在战后的自由派阵营中提出有关公共精神性的问题已经成了一种禁忌。宪法中的教堂(神社)和政府分离似乎是这一禁忌的最强有力基础。当保守派阵营主张靖国神社应该在日本的民族认同中扮演中心角色时，自由派阵营却以宪法为基础来论证反对它。尽管民众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对战争进行精神性纪念，自由派阵营还是将纪念视为私人关怀的事情，而在公共广场回避任何有关公共精神性的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自由派害怕靖国神社可能会成为纪念二战和所有国内国外的战争受害者的唯一公共场所。小泉首相利用通过纪念战争受害者所表达的公共精神性，目的是团结民族，恢复旧有的民族认同。 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塑造日本的民族认同的最简单方式就是以纪念的名义利用靖国神社。他们试图这样做的尝试已经增加了与邻国的紧张，激起了中国和韩国的抗议，并由此强化了靖国神社作为日本民族主义象征的意义。首相及其内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正在日本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制造一道深深的裂隙，反映了一种可以在全世界找到其踪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如果我们从最近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趋势的角度，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来看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共有这样一种特征，即通过纪念先辈将民族认同与宗教绑在一起。或许有可能通过将A级战犯从靖国神社的名单中移除，来改善外交和避免与邻国的强烈冲突。但即便这真的会发生，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依然是今天日本一个成问题的事情，其认为有关现代日本的形成的认同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相关联。如果保守派政治领导人将这种新民族主义看做为了准备下次战争所必需的，那么靖国神社将因为其历史成为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的最合适的设施。在这种情境下所有它为了民族精神而采取的措施就是朝着狂热的方向前进。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方向。因此必须“软化”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发展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况的和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