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0)04-0033-06 加快推进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规划纲要实施的重点范围。缘于连片特困地区的跨域性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外部性，区域内地方政府倾向按照本位主义的行动逻辑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并呈现出显著的边界屏障效应。加强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迫切需要地方政府摒弃“画地为牢”的传统行政思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跨域合作，实现片区整体效应。作为应对跨域公共问题的政策工具，跨域治理在有效协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跨界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也必然成为片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重效应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提供，以满足民众的基本文化生活需要、培养合格公民为宗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加强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仅是对民众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还是提升“造血功能”、加强片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必然要求。 1.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保障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面实施，连片特困地区进入了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这一转型折射到文化层面，则表现为片区民众文化消费能力大幅提升，文化服务的期待日渐增强。根据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1600美元和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需求将大幅上升[1](P28)。以西藏片区为例，2016年片区内各县市区人均GDP均超3000美元[2]。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有数据显示，201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仅为51.06元[3]，到2016年增长将近3倍，达到192.9元[4]。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存在于连片特困地区民众中潜在的文化需求。有学者对同属连片特困地区的甘南藏区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的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比富裕地区的人们更迫切、更强烈，只是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内在的需求没有直接地、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5]。对于任何一个愿主动作为或者实际能积极作为的现代型政府，民众文化需求的保障是其无法回避的职责。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这种职责的兑现需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来实现。因为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文化样式，它追求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是政府履行文化建设责任承诺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这种认识，片区公共文化服务最直接、最具体的目标指向就是回应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2.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造血”效应 总结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成效，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片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困人口收入的大幅提高，但事实上，贫困和进步是多维度的，片区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低下，还表现为人力资本缺乏、健康状况不良、教育资源短缺、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等。甚至有学者据此指出片区处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叠加的“空间贫困陷阱”之中，经济增长只是贫困减缓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6]。与此相对应，片区致贫的原因也是复杂多元的，表现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性存在”，其中“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7]。循此理解，文化贫困也就成为影响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智力和素养的一个重要变量。加德纳指出，“文化定义每个人成就的舞台，限定每个人成就的制约条件”[8](P137)。因此，连片特困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减贫和巩固脱贫成效，就需要改变文化贫困的状况，借此提升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即自我发展能力。换言之，在深入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新形势下，加强片区公共文化服务，减少或消除文化贫困，不仅可以在民生福利意义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可以改造片区的贫困文化、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增进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3.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认同效应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它关涉国家的发展稳定与长治久安。基于全球化的狂飙突进及社会的转型加速，并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地缘政治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张力时有凸显，甚或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削弱[9]。不难发现，连片特困地区无论从地域分布还是从人口族别来看都有着和民族地区重叠交叉之处。据有关部门统计，14个片区中除了吕梁山区、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以外的11个片区均涉及少数民族地区，11个片区中属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373个，占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总数的54.85%，占连片特困地区面积的75.3%。在分布上，这373个贫困县中有348个位于西部地区，占93.3%[6]。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增强各民族归属国家的身份感，即融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无疑是摆在连片特困地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审视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这种政府主导型既是一种国家回应民众文化诉求与权利主张的主要形式，也是一种引导民族精神方向、塑造共同理想、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继而构建国家认同的实践表达。深言之，公共文化服务之所以潜存这一构建认同的功能，就在于其特有的公共属性和公共形态，因为正是这种公共性才使得广大民众在长期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将社会整合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正如本尼特所言：“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10](P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