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735/j.issn.1006-0863.2020.07.01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20)07-0006-09 面向二○三五年甚至本世纪中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做出了战略部署。本文侧重对“十四五”时期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行学理分析。 “十四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关键时期，也是一个长期矛盾与短期矛盾、国际严峻环境与国内风险隐患并存的时期。“十四五”期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政治性、人民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重点破解行政权力管理属性与服务属性之间的矛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事责日趋下沉与基层治理基础过弱之间的矛盾这三对基本矛盾，积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行政体制基础。 一、历史逻辑：破解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遗留或尚未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十四五”期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与主要任务，是由以往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历史遗产、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实际面临的客观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持续进行了八轮行政体制改革。每轮改革都有卓有成效的历史贡献，但同时，基于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认识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是常有的，由此积累了在探究真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教训与缺憾。有些缺憾在后来的实践中弥补了，而有些亟需实践弥补却长期没有来得及弥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过程，抓准历次改革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或未彻底解决的、而实践又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十四五”期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逻辑起点。 (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价值选择呼之欲出但尚未明确 长期以来，我们实质上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首要价值选择。行政体制改革必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服从服务于甚至从属于经济增长。一旦不利于经济增长，任何既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方向与方案都要暂停。 以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为改革重点的1982年改革，在于为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奠定组织人事基础。以政企分开为重点的1988年改革，在于适应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需要，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以宏观管好、微观放开为重点的1993年改革，在于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为重点的1998年改革，在于彻底消解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扫清机构障碍。以内外贸统一、加强市场监管为重点的2003年改革，在于适应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上述五轮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解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问题，一门心思地致力于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为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差异，1998年、2003年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关注，总体上属于滞后性被动性战术性调整，目的是为了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之后的各种矛盾。 2003年“非典”事件暴露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带来的严重后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始升维至价值层面。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其凝练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2008年行政体制改革的鲜明特色。遗憾的是，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的改革并未全面展开，以强有力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当时压倒一切的选择。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带来的是2008年-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出现“风景这边独好”的逆势增长，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效果不明显，“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较多。”[2]以稳步推动大部门制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重点的2013年改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是首要考虑。以“五位一体”为轴线，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为重点的2018年改革，旨在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以此为标志，行政体制改革不再是单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而是以“五位一体”实际需求为牵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行政体制改革首要价值选择”呼之欲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