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虚拟空间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屏障在不断拆除；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后现代虚拟仿真空间中的人设、亲密关系、交往互动构成了深层的伦理想象和伦理隐喻。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摇摆，人类在二者的不断置换中认识自身关系，所有未来世界的构想里都包含着对自身命运的观照。所谓伦理隐喻，既是我们想象世界的一种方法，也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种可能。 信息技术对伦理边界的试探与突破 后人类社会的媒介关系是对传统生存经验的挑战。在数字利维坦境遇中，人被抽象为数据集成、算法真实和存储依赖，虚拟世界中伦理关系的异变应得到更多关注。近年来，有学者倡导网络人类学研究，即基于现实世界秩序，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致力于虚拟社区和网络社区文化研究，尤其关注虚拟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及互动关系。年轻一代对真实世界的敏感度持续降低，现实承受能力和介入能力也在减弱。技术主义者更倾向于在未来预测中把技术进步想象成人类乌托邦，而人文主义者多半对此存有疑虑或持悲观态度。网络联结的命运共同体充满了隐喻意味。 技术进步带来新的解放，生活符号化，世界平面化，技术本身呈现僭越人类伦理范式的意志倾向。网络暴力中的集体无意识、看不见的暗网对人的诱导和控制，都可以看成是主观设置的伦理盲区。即使处于道德高地，也并不必然导致正义达成，而手段非正义同样意味着伦理风险。人类进步的方向不是先验的，很多不确定性中包含着伦理悖论。就人际关系而言，虚拟家庭的成员素不相识，同学、朋友、同事可能从未谋面，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分裂成多个替身；就人机关系而言，人机合作，人机相爱，人机对抗，人从AI的创造者变成媒介物，从个人的虚拟体验，到群体的虚拟交互，再到大众的虚拟生存，都不再是科幻小说情节，而是正在或即将变成现实。 新兴技术以强大外力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在日益强化的技术格式统摄之下，日常事务被赋予的新功能大都与生命感无关。生活和生命的根系不是在大地之上，而是以云生存的方式，在虚拟世界里重构个人史。键盘、指令、算法和大数据，把人类从诗意栖居拖进一场智力游戏。理性驱逐了混沌、复杂、弯曲和歧义，而不断强化目标以及目标的达成，技术手段不断更新，不断缩短人类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过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具有不确定性的关系被人类认为是不可控的，而控制是技术时代的第一要素。社交传播的非理性和情绪化，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显然非常深刻，被媒体道德绑架的不仅仅是个人，也可能是政府或者整个国家。 在后人类社会，文化感知和文化创造都建立在技术进步之上，仿真文化，复制情感，甚至克隆文明，这些带来的是进步抑或危机，人类学家、社会学者和哲学家有不同判断，大都是基于现存世界的未来想象。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面临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全球化逆转，虽然战胜疫情最终只能依赖现代医学，而这一过程对人类社会的考验，使得直线的进化史观再次遭遇挫折。社会学者开始重新考量技术与人文、生存与发展。未来世界秩序重构过程中，伦理道德被视作最基本的尺度，还是最高准则，或者借用赛博文化空间的自由状态，所指模糊的超现实将公共理性带离，后人类社会如何触及生活和生命本质，都将成为没有答案的难题。唯技术论带来的人文灾难，让我们始终深怀忧惧。技术进步施加的生物改造，意味着人类文明本源的疑问——“我们是谁”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当人类伦理被纯技术所占据，人与世界之间演变成纯粹技术关系，过分强调功能主义，人类成为技术的附属物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技术在克服人类有限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人类自身的局限。 媒介社会中的伦理分化与道德危机 后现代媒介技术伦理不仅包含现代性伦理，也包含着现代性未完成、与后现代叠加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后媒介技术时代，人类要面对的是没有最终解决的旧问题，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媒介技术的推进，改变了基于人类经验和传统契约式的伦理传承，伦理纽带发生了松动，连接方式也将发生相应改变。 在日常生活层面，交往理论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虚拟世界的伦理秩序带有更多的易变性和脆弱性。断网或者一键删除就可能取消原有的身份位置，以及与外在世界的全部关联。面对布满“黑洞”的网络世界，建立一劳永逸的伦理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表象上的自由和解放之中，包含着拒绝启蒙或反启蒙的自我遮蔽，这个技术带来的美丽新世界，本质上有着反乌托邦的道德幻觉。通过媒介手段指导个人行动的权威性同样是可疑的，谁来制定新的规则?媒介技术把封闭的生活打开，为所有人提供了参与、体验和创造的无限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因此获得了崭新而完整的身份认同。相反，不被监管的网络暴力，往往把虚拟世界变成群体表演的舞台，时代的回音里，落入了个人主义的道德灰烬。 人类给道德预留的答案选项其实非常有限。公众与私人的社会伦理契约，并不能完全保证道德责任。即使道德良知始终都在，但社会依然可能是沉默或者撕裂的。在公共事件中，我们往往能看到极端主义的立场和声音，这个时代严重缺乏共识，是因为不同群体价值观的断裂，以及对个人、对公权力，尤其是公共传媒的信任危机。无论就政治伦理，还是人性伦理而言，都面对同样的追问，即如果把网络交互看作是封闭的、一维的、均质的、非逻辑的虚拟文化空间，无论是以真实身份还是网络代码参与信息传播和公共事件讨论，参与者的真实道德感都会被削弱，而伪装的道德面具更倾向于自我扮演。虚拟社区成为后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飞地，这个开放式体验场，可能带来崭新的经验，也可能成为真实世界某种秩序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