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传播和发展的视角来看，“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同时，“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①。梳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一个文明的重要发展节点都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反之亦然。因此，在当今网络和新媒体技术飞跃发展的时期，以探究媒介技术与现代文明的演进逻辑为针，编织文明的未来图景，显得尤为必要。 反思中演进：批判性的视角 如果以动态的眼光审视媒介技术对现代文明的促动，则需要对文明的现代化问题进行解读。现在讨论现代化问题基本有两个前提和共识：其一，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含了工业化、民主化、理性化、科学化、法制化等趋向，也包含了人的现代化。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而且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其二，对于现代化内涵的理解需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下审视。如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摆脱屈辱命运、与传统决裂的总体取向。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在“感时忧国”情境下，以思想道德的视角对“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进行审视。② 即使将“现代文明”简单拆解为具有现代性的文明，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思考，也需要对文明的“组织模式”进行“一种制度性的分析”③。因此，关于媒介技术与现代文明的讨论是将现代文明置于当代中国的转型社会、高风险社会、网络和新媒体社会等交织的“框架”和情境下进行思考的。所谓转型社会，意味着现代文明是一个历时性进程，与传统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标准等“剪不断、理还乱”，因此，媒介技术改变着现代文明，其深层逻辑在于，媒介技术也激起了社会对它的抗拒，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尽管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文化准备，机器体系仍然遭遇了人类惯性的抵制”④。与其说这种惯性是来自传统的价值体系，毋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与整个现代文明演进相伴相生的“反思”和“批判”，用吉登斯的话说，这种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⑤。 贝克(Ulrich Beck)将现代性与风险社会关联在一起，吉登斯更将时空特性引入现代性的分析。媒介技术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时空观，重新建构了以弱关系强联系为特质的虚拟网络社会。同时，单纯的对现代文明的研究和简单的理论推演已无益于化解这些隐性和显性的风险，停留在结构功能主义下的“硬性”解析，更容易忽略属于特定时空的次生风险问题。因此，“不断拓展、完善机器的性能，而不对社会行动的职能部门和社会的控制权力进行人性化的指导，结果就是在社会结构中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因素”⑥。 前文已述及，以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重塑着时空观，让现代文明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拐点”：媒介技术不仅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拓展了新的发展平台和载体，还在真正意义上构建了一套有效的传播系统。在这个时空，交流、交换以及相应的文化也应运而生，甚至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很大程度上，人在现实中被原子化和孤立化，在网络空间却有着“常规性”的喧嚣：公众很难区分现代文明在哪个空间更“现实”。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就是在不同的时空中交叉对话、博弈和演进。 价值的重塑：以事件为起点和契机 现代文明的演进的另一逻辑在于，技术借助事件重新梳理着文明的真实镜像，并从某种意义上开始解构和重塑现代文明的重要维度——价值认知体系。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随之而起的生态问题和事件以指数级别增长，不管是全球变暖、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等大的生态取向——现代文明与生态系统“对峙”后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还是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SARS，包括新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一不在使事件升级乃至真正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0年3月31日甚至断言，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⑦ 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社会公众面临的共同问题因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在民众中形成广泛趋同的文化基础，诸多悬而未决的共通问题(大多关涉社会结构问题)以层累的方式越积越多，也渐趋错综复杂，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因之从未间断，在局部国家和地区，发生频率和参与人数还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时，正如亨廷顿所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国家动荡、地区冲突也在愈演愈烈。 无论是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断裂，还是现代文明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都以事件或重大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这些事件中杂糅着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更有着文化与资本的“合谋”。从宏观层面而言，影响和决定这些事件或重大事件产生与发展的宏观结构，不外乎“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一个事件或重大事件的发展“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⑧。 可见，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事件”往往能够呈现现代文明深层的问题和逻辑，个中原因在于，事件所能体现的往往都是社会结构性的张力。作为社会结构性存在，应该有其利益诉求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得技术本身与这些结构性维度关联甚深，而且现代文明由于阶层、利益、文化等原因所凸显的问题，已经渐次以更加复杂的“事件”的形式展演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加之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公众愈来愈强烈的浸入感，使得在事件中呈现的文明形式和现代文明的演进逻辑，逐渐彰显出文明主体多元化、文明诉求多样化以及文明冲突显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