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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之存在”问题入手，梅洛-庞蒂以“身体”为基础先后提出了承续性与差异性并存的两个概念，即“在此”和“与在”。所谓“在此”即“存在于此”，是指“身体自身”通过建构“意向弧”与世界发生基础性关联，并因此将主体的生存论境域显现为“在世存在”的结构性存在样态。所谓“与在”即“相与诸物而存在”，是指“我”在自恋的视看活动中将自身把握为与诸物同质的“肉身存在者”，并因此逆向确证自身的生成性存在样态。从“在此”到“与在”，梅洛-庞蒂逐渐走出了意识现象学的理论困境，并试图在“能见-可见”的知觉结构中勾勒出基于“肉身”概念的存在论图景，从而在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寻找可能的平衡点。
aise，RTF)主持人G.夏尔博尼耶(Georges Charbonier)的对谈中表露了自己对于哲学的看法：“哲学立刻向我显露为一件极其具体的事情。它绝不是去建构诸多的观念或体系，而更像是对我们所共同亲历的那些愈加具体之事的一种——正如您[指夏尔博尼耶——译者注]想说的那样——表达、阐发和解释。[……]从那时[指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求学期间——译者注]起，我认为哲学并非一出戏剧(drame)，而更像是一种在整体上与艺术相类似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一种通过语词来精确表达那些通常并未诉诸语词者或有时被视作难以言表者的意图。”①对梅洛-庞蒂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形态，并非某种由研究者主导并任意“搬演”(建构、运作)种种观念或体系的、抽象而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自洽整体(“戏剧”)②，相反，它应当是言说者阐发其个体性生存经验并因此获得普遍性规定的原发活动，亦即在小写的“我”之生存境域中探寻“人之存在”的本质。 一般而言，梅洛-庞蒂的思想历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之前的早期学位论文时期，1945-1953年的漫长过渡期和1953-1961年的晚期发展。③其中，早期梅洛-庞蒂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切入现象学研究，试图以“知觉”概念融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并因此在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中揭示出主体境域化的身体性存在样态——“在此”。这一对“人之存在”的生存论判断经由中期对“表达与存在”问题的拓展与深化，逐渐发展为晚期思想中“我”与诸物在视看活动中交互生成的“与在”，并进一步依托“肉身”概念呈现出一种全新存在论的可能性。因此，在探索梅洛-庞蒂思想中的“人之存在”问题时不宜进行笼统的总体概括，而是应当将其置于承续与差异并存的历史性语境之中，通过梳理不同阶段的思想内涵揭示其阐释方式的独特性与可能存在的偏失。 二、不可还原的生存论境域：“人之存在”问题的提出 尽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一书的前言中声称，海德格尔早年未竟的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只是源自胡塞尔的一些启示，并且仅仅是对胡塞尔晚期“自然世界观念”(natürlichenWeltbegriff)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思想的一种阐发④，似乎相较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更倾向于承续胡塞尔的工作。然而事实上，早期梅洛-庞蒂总是不断在自己的研究进程中显露出二者交互阐发的可能性，并在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追问“人之存在”问题时将这一特点凸显了出来。梅洛-庞蒂指出：“现象学还原远非人们一度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理念论哲学的方法，而是生存论哲学的方法：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只能在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之上显现。”⑤这也就意味着，现象学绝非主体意识活动的先验刻摹，而是能够呈递“人之存在”的理论进路。 在梅洛-庞蒂看来，胡塞尔着重阐发的“现象学还原”使主体在其思想的自反活动(反思)中彻底成为一种“先验意识”(une conscience transcendantale)⑥，亦即一种彻底摆脱了外在束缚而纯然我属的纯粹意识。相应地，世界作为被构成的意指性“质料”(hylè)只是被此意识所展开的“绝对透明”(une transparence absolute)⑦，亦即被主体任意的“赋意活动”(la Sinngebung)所刻画出的“意指世界”(signification monde)⑧。这也就是说，先验的主体意识将彼此相异的外在世界扁平化，并将其建构为无差别的意指性统一整体。在此存在图景之中，主体从小写的、经验性的“我”(je)成了大写的、先验性的“我”(Je)，现象学也因此凭借意识自身走向了一种“先验理念论”(un idéalisme transcendantal)⑨。然而这一思路在处理“我—物”关系时尚能显示其有效性，却时刻面临着他人(autrui)对自我还原的挑战。 如果大写的“我”能够通过反思构建一个意指世界，那么他人是否可以完成同样的意识活动？对胡塞尔而言，他人不仅是为我的(pour-moi)，也是自为的(pour-soi)存在者。他人在被“我”看到的同时，也能够看到“我”。为了解决此悖论，胡塞尔将“我”与他人的关系纳入一种“自我—另一个自我”(Ego-Alter ego)的系统之中，试图将他人设定为与“我”相同或相似的另一个“我”。换而言之，“我”与他人作为相似的主体彼此呈现，构成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é)。然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一处理方式依然没能真正解决他人问题，因为他人在此不过是主体意识自反性的某种调节手段，其“自体性”(eccéité)⑩依然隐而不彰。因此，梅洛-庞蒂认为应当将“自我—另一个自我”的系统进一步还原到一种自然和历史的境域之中使其可能，而不是停留在单向的主体反思活动之中。(11)由此出发，主体不能被描述为一种纯然先验的“我思”(cogito)，相应地，世界作为境域也不仅仅是任由主体赋意建构的“意指世界”。世界事实性地存在着，“意指世界”诞生于其中，却不能因此取代前者。此世界并非与主体相对的意识对象，而是环绕于其周围的生存“景象”(paysage)(12)。换而言之，主体并不超越于世界之外，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亦即“在世界之中存在”或“在世存在”(être-au-monde)(13)。
